工匠精神事迹材料7篇
工匠精神事迹材料篇1
不久前写过一篇《工匠》，现在想说说工匠精神。假以时日，会有权威部门给出明确的释义。在当下，要突出的显然是对产品“精益求精”的精神。翻开历史看看，古代的杰出工匠应当说完美地诠释了这种精神。
欧阳修《归田录》载，汴京开宝寺塔“在京师诸塔中最高，而制度甚精，都料匠预浩所造也”。都料匠，工匠的总管或曰总工匠，前文所引柳宗元《梓人传》的传主就是一名都料匠。预浩把塔建好后，却是“望之不正而势倾西北”，成了斜塔。大家都奇怪这是怎么回事，预浩解开了谜团：“京师地平无山，而多西北风，吹之不百年，当正也。”意大利的比萨斜塔闻名于世，但至于为什么会倾斜，直到今天也不明所以，唯一可以肯定的不是设计者的初衷；而“年龄”远远大过比萨斜塔的开宝寺塔，则是在充分考虑到气候因素前提下的刻意之举。这样来看，不光前人要感叹预浩“用心之精盖如此”，今天我们又如何不该伸出大拇指?“国朝以来木工，一人而已。至今木工皆以预都料为法”，当之无愧，可惜预浩撰写的“《木经》三卷”已经失传，只在沈括《梦溪笔谈》中还能见到片段。开封见今仍有开宝寺塔，为首批公布的国家重点保护文物之一，是否预浩建的那个不太清楚，太多的古代建筑都是这样，尽管建造技术十分高超，却没有留下工匠的名字。比如西安小雁塔，更有“三离三合”的神奇，即：三次地震时分裂，又三次自行“复合”。神奇的原理是什么呢?近代在修复小雁塔时发现，当时的工匠根据西安地质情况将塔基用夯土筑成了一个半圆球体，受震后压力会均匀分散，从而使塔身像“不倒翁”一样。
周密《癸辛杂识》云：“汴梁宋时宫殿，凡楼观、栋宇、窗户，往往题‘燕用’二字，意必当时人匠姓名耳。”这显然只是一种猜想，哪有某个工匠，即便都料匠也罢，能够包揽一切的道理?但历史上那些留下了姓名的工匠，又往往不能与作品进行对应。朱启钤等先生编辑、杨永生先生新编的《哲匠录》，便是一部关于古代工匠名录的书。书中“所录诸匠，肇自唐虞，迄于近代；不论其人为圣为凡，为创为述，上而王侯将相，降而梓匠轮舆，凡于工艺上曾着一事，传一艺，显一技，立个言若，以其于人类文化有所贡献”，因此，举凡“营造，叠山，锻冶，陶瓷，髹饰，雕塑”等方面的能工巧匠，一概收录。像圣字辈的鲧、禹一类，将相级的曹操、萧何、杨素、韩琦等，在他人看来，“沦为”工匠或许有些屈尊吧。
工匠精神每令我们叹为观止，还有一种更要肃然起敬。明朝宋濂写过一篇齐桓公责备工师翰的寓言故事，工师翰就是一名工匠。宫殿坏了，建新的，工师翰全权负责。先去伐木、用木排运出山，然后“麾众徒，操剞劂斲之，运绳尺剫之”。五个月后，大功告成。桓公一看，“东阿之楹有樗者”——东宫有根柱子是用臭椿树做的，不高兴了，责备说：“樗，散木也。肤理不密，渖液弗固，嗅之腥，爪之不知所穷，为柣为枨尚不可，况为负任器耶?”这种树一堆毛病，不密实，闻着臭，做成门槛什么的都不合格，何况要承重?工师翰假装委屈，我把别的地方都弄得那么好，“嘉木以为桯，文磶以荐址，画藻以奠井，坚垩以厚墉，陶甓以饰黝”，梁柱缺了一根用椿树凑数，不成想就被责备了。桓公给他讲道理，宫殿就是靠柱子支撑的，“一楹蠹则倾隳”，怎么能行呢?工师翰这时也讲道理了，国家稳固正如同宫殿稳固，如果“众壬进”，奸臣当道，能行吗?桓公说肯定不行。工师翰说，那你只看到臭椿柱就是“察其小而遗其大”了，看看现在朝里掌权的，雍巫、夷鼓初、寺人貂、开方，这四个都是什么人，“皆蠧矣”。桓公恍然大悟，“于是解四子政而召管敬仲任之，齐国大治”。工师翰先故意露出破绽，然后以桓公之矛攻桓公之盾，逻辑如工艺般严谨，进谏效果也就自然可期。
如果说宋濂笔下的还只是寓言故事，那么宋朝李诫编撰的《营造法式》不仅是对建筑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而且更有助力防止腐败的社会价值。李诫即工匠出身，“其考工庀事，必究利害，坚窳之制，堂构之方，与绳墨之运，皆已了然于心”。但该书在技术层面之外，还明确了劳动定额，以及运输、加工等所耗时间，对于编造预算，施工组织都有严格规定，相当于一套建筑工程的制度、规范，从而能够有效地杜绝物料浪费和工程管理人员中饱私囊。如李诫这样一种工匠精神，不是同样足令我们景仰吗?
当下为什么要提出培育工匠精神?在我看来，出发点显然不是要打捞传统手工艺，而是旨在将传统手工艺中蕴藏的精益求精注入现代企业。这两年，我国游客不是走到哪个国家就在哪里“扫货”并不断成为新闻吗?究其原因，国人口袋鼓了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于国货信誉有待提振。这样来看，就不难明了此种提法的战略意义了。
工匠精神事迹材料篇2
“学技术是其次，学做人是首位，干活要凭良心。”胡双钱喜欢把这句话挂在嘴边，这也是他技工生涯的注脚。
胡双钱是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的高级技师，一位坚守航空事业35年、加工数十万飞机零件无一差错的普通钳工。对质量的坚守，已经是融入血液的习惯。他心里清楚，一次差错可能就意味着无可估量的损失甚至以生命为代价。他用自己总结归纳的“对比复查法”和“反向验证法”，在飞机零件制造岗位上创造了35年零差错的纪录，连续十二年被公司评为“质量信得过岗位”，并授予产品免检荣誉证书。
不仅无差错，还特别能攻坚。在ARJ21新支线飞机项目和大型客机项目的研制和试飞阶段，设计定型及各项试验的过程中会产生许多特制件，这些零件无法进行大批量、规模化生产，钳工是进行零件加工最直接的手段。胡双钱几十年的积累和沉淀开始发挥作用。他攻坚克难，创新工作方法，圆满完成了ARJ21—700飞机起落架钛合金作动筒接头特制件制孔、C919大型客机项目平尾零件制孔等各种特制件的加工工作。胡双钱先后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劳动模范、全国道德模范称号。
一定要把我们自己的装备制造业搞上去，一定要把大飞机搞上去。已经55岁的胡双钱现在最大的愿望是：“最好再干10年、20年，为中国大飞机多做一点。”
工匠精神事迹材料篇3
自在向本次人大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首提“工匠精神”，从德国制造到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从瑞士手表到中国航天，可圈可点的案例分析与文化自省，已经在以朋友圈为代表的舆论场上流行了一轮。
前些日，李提醒中国还“不具备生产磨具钢的能力”与“圆珠笔头的‘圆珠’，目前仍然需要进口”，点出一个基本现实：中国制造中的粗制滥造仍触目可见，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可谓路漫漫其修远兮。
其实，制造强国只是工匠精神的果，不是因，也不是终极目标。工匠精神的因与终极目标，都是人本身。
今日提倡工匠精神，首先是因为我们希望告别“圆珠笔老不出水”或“用一次就坏”的时代，与那些卓越之“物”共生共处。我们希望厂家制造的一口锅，从出生到老年，都仍然好用；一块表由奶奶传下来，戴在腕上仍然滴答不止；城市的下水道于一百多年前建造，还是那么通畅。
由此，很多生命记忆得到活生生的传承，卓越之“物”里饱含着人的专注与深情，传达给一直使用和保存的人。对天地间的各种产品，我们不是弃之如敝履，而是当做值得爱惜的果实。人与物之间，才会告别粗鄙，达到一种美好的状态。
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产品，如果靠地沟油与三聚氰胺就能赚大钱，工匠精神就只能是一句口号。只有当我们开始真正欣赏匠心独运的人，当看到一位拿高工资的高级技工，不是因为其收入超过名校硕士而羡慕，而是因为他对手艺的专注去尊敬，追求精益求精的“职人”，才会成为一种精神标尺。人与人之间，也才能告别粗鄙，回归到生命品性的相互砥砺与欣赏。
就像日本与德国一样，告别粗鄙时代，要经历管理与教育的双重革新。
二战后，日本企业界在美国质量管理之父爱德华兹·戴明的全心协助下，迅速提高了日本制造的质量，取得经济奇迹。这种管理变革不会凭空诞生，源自人的意愿、视野与学习能力，教育显然更为根本。
德国的教育体系里，在接受覆盖全民的基础教育之后，学生很早即向职业教育与文科中学分流。这种分流的好处有两个：其一是减少千军万马共挤独木桥的危害，避免了类似中国应试教育对学生兴趣乃至人格的伤害；其二是较早使学生依照“性之所近”者，确定自己的职业主攻方向。
尤为重要的是，这种职业教育，不是在学校里做与社会无关的学习，而是在政府的宏观制度设计下，直接与企业就业岗位对接。将一线实践与课室里的研究融合在一起，琢磨产品的精度，理解市场的变化，从小铸造出德国人的工匠精神。
反观中国，职业教育不职业，精英教育不精英的状况，广泛存在。为了争抢经费，各种中专和大专院校也追求大而全的学科设置，以提高学校行政等级。为了分数，除了极少数可以兼顾的学生，家长不得不让孩子逐渐放弃手工与兴趣，放弃生活教育与人格磨砺，进入刷题式学习。
这也是一种教育上的粗鄙状态。树大者根必深。只有改变这样的现状，工匠精神才能光而大之。
工匠精神事迹材料篇4
18年换9个岗位，从一名皮带工成长为首席技师；自学成才，从技校生变成了研究生，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贴；全国青年岗位能手、全国技术能手、全国劳动模范……陈奇福的成长足迹，是新一代中国钢铁工人追求“工匠精神”的一个缩影。
中国钢铁工人向来以吃苦耐劳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眼前，有不少人自嘲自己是“傻大黑粗”。事实上，随着中国钢铁业高速发展，不少钢铁工人在生产一线默默钻研，使产品从“量多”向“质优”转变。尤其是近年来，中国政府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钢铁行业成为改革重点领域，新一代钢铁工人正以改革者的姿态，将自己打造成精益求精的“钢铁工匠”。
如今，作为华菱钢铁集团下属涟源钢铁集团的首席技师，陈奇福的第一学历，仅是一名初中毕业考取筑炉专业的技校毕业生。
刚参加工作时，他是锅炉挫煤工，在震耳欲聋的机器轰鸣声和煤粉飞扬中度过最初的岁月。疲惫的他回到家时，满脸满身都是煤灰，家人都经常认不出来。
此时，中国钢铁工业正处于向设备大型化、工艺现代化、操作自动化迈进的关键时期。在生产中，他逐渐感到，要满足现代钢铁生产的需要，工人必须提升自身的技术水平。
因为对计算机、自动化仪表有着浓厚兴趣，陈奇福利用业余时间参加了中央电大计算机专业和中南大学软件工程研究生的学习。
18年专注于自动化控制领域的探索，陈奇福不但熟识现场设备、工艺流程，还掌握着仪表、电气、液压、计算机及网络、控制等方面的专业知识，成为烧结、炼铁、鼓风与发电等多专业仪表与控制的行家里手。他先后参与了公司30余项重点工程开发任务，一些创新性的工作为工厂降低了电力消耗、节省了成百上千万资金。
近年来，中国钢铁行业产能过剩问题显现，倒逼企业大力通过攻关挖潜降成本，提高和稳定产品质量增效益。
华菱与全球优秀钢铁制造商安赛乐米塔尔合作成立的汽车板公司VAMA，是中国少数能提供全系列汽车用钢产品的公司。“通过不断改进工艺，VAMA的部分新钢种强度比传统的钢种高出三倍，这意味着汽车自重减轻30%，燃料油效率大幅提升，碳排放相对减少。”华菱钢铁集团战略发展部负责人谢究园说。
像华菱这样得以持续发展的钢铁企业背后，都有千千万万像陈奇福这样认真进取的“钢铁工匠”，他们是中国钢铁行业不断“蜕变发展”的内生动力。
“阅尽钢花尽风流。随着时代的进步，我们钢铁工人从从事简单体力劳动的‘黑领’，到成为掌握计算机控制技术要领的‘白领’，相信不久将成为既有高学历又有高技能的‘灰领’，并向技术与管理能力并重的‘金领’发起冲刺。”陈奇福说。
工匠精神事迹材料篇5
戴志勇
自李克强总理在向本次人大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首提“工匠精神”，从德国制造到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从瑞士手表到中国航天，可圈可点的案例分析与文化自省，已经在以朋友圈为代表的舆论场上流行了一轮。
前些日，李总理提醒中国还“不具备生产磨具钢的能力”与“圆珠笔头的‘圆珠’，目前仍然需要进口”，点出一个基本现实：中国制造中的粗制滥造仍触目可见，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可谓路漫漫其修远兮。
其实，制造强国只是工匠精神的果，不是因，也不是终极目标。工匠精神的因与终极目标，都是人本身。
今日提倡工匠精神，首先是因为我们希望告别“圆珠笔老不出水”或“用一次就坏”的时代，与那些卓越之“物”共生共处。我们希望厂家制造的一口锅，从出生到老年，都仍然好用；一块表由奶奶传下来，戴在腕上仍然滴答不止；城市的下水道于一百多年前建造，还是那么通畅。
由此，很多生命记忆得到活生生的传承，卓越之“物”里饱含着人的专注与深情，传达给一直使用和保存的人。对天地间的各种产品，我们不是弃之如敝履，而是当做值得爱惜的果实。人与物之间，才会告别粗鄙，达到一种美好的状态。
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产品，如果靠地沟油与三聚氰胺就能赚大钱，工匠精神就只能是一句口号。只有当我们开始真正欣赏匠心独运的人，当看到一位拿高工资的高级技工，不是因为其收入超过名校硕士而羡慕，而是因为他对手艺的专注去尊敬，追求精益求精的“职人”，才会成为一种精神标尺。人与人之间，也才能告别粗鄙，回归到生命品性的相互砥砺与欣赏。
就像日本与德国一样，告别粗鄙时代，要经历管理与教育的双重革新。
二战后，日本企业界在美国质量管理之父爱德华兹·戴明的全心协助下，迅速提高了日本制造的质量，取得经济奇迹。这种管理变革不会凭空诞生，源自人的意愿、视野与学习能力，教育显然更为根本。
德国的教育体系里，在接受覆盖全民的基础教育之后，学生很早即向职业教育与文科中学分流。这种分流的好处有两个：其一是减少千军万马共挤独木桥的危害，避免了类似中国应试教育对学生兴趣乃至人格的伤害；其二是较早使学生依照“性之所近”者，确定自己的职业主攻方向。
尤为重要的是，这种职业教育，不是在学校里做与社会无关的学习，而是在政府的宏观制度设计下，直接与企业就业岗位对接。将一线实践与课室里的研究融合在一起，琢磨产品的精度，理解市场的变化，从小铸造出德国人的工匠精神。
反观中国，职业教育不职业，精英教育不精英的状况，广泛存在。为了争抢经费，各种中专和大专院校也追求大而全的学科设置，以提高学校行政等级。为了分数，除了极少数可以兼顾的学生，家长不得不让孩子逐渐放弃手工与兴趣，放弃生活教育与人格磨砺，进入刷题式学习。
这也是一种教育上的粗鄙状态。树大者根必深。只有改变这样的现状，工匠精神才能光而大之
工匠精神事迹材料篇6
政府工作报告里的新词汇“工匠精神”，这几日备受关注。“工匠精神”的理念就是从容独立、踏实务实；摒弃浮躁、宁静致远；精致精细，执着专一。
当下，“中国制造”正在向“中国智造”强力迈进，我们要补上“工匠精神”这一课，让它为中国腾飞，做出积极担当。
从容独立、踏实务实。“欲速则不达”、“萝卜快了不洗泥”告诉我们，无论是企业发展、人的发展，太强调“快”和“立竿见影”，注定会留下粗糙、浮躁的印记。无法让人永久记住。因此，需要在踏踏实实方面下功夫：不贪多求快，不好高骛远，不眼花缭乱，不惜力，不怕费事。甚至费尽周折没有收获也无怨无悔，不轻言放弃，用一步一个脚印的精神，艰苦磨练，产品和技能才能不断攀越，走向精致。比如“大国工匠”胡双钱，在自己的行业干了35年，“在车间里，他从不挑活，什么活都干，通过完成各种各样的急件、难件，他的技术能力也在慢慢积累和提高”。
摒弃浮躁、宁静致远。也就是所谓的职业心境的从容淡泊：外边的世界很热闹，自己却不轻易盲从；灯红酒绿中的诱惑很多，自己却坚守“初心”，一切“走心”，像田野一样安静，像诗歌一样平和。“静能生慧”，“静能生乐”，所以，工匠们才能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枯燥的专业发展中，拥有不知疲倦的技术性快乐。让技术发展，离浅入深，不断飞跃。比如“大国工匠”毛腊生，是给导弹铸造衣服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却“很无趣，甚至连个爱好都没有，有时甚至连表达都成问题”。“39年，他只做了一件事——读懂砂子，铸好导弹”。他将“木讷”当做淡定，将“无趣”当做安静，浮躁少了，当然就能造就技术的辉煌。
精致精细，执着专一。《尚书?大禹谟》有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在技术竞争、人才竞争白热化的当下，要想谋求更辉煌的成果，“差不多的思维”要不得，它会让自己流于庸俗，止于轻薄、肤浅和粗糙。发展思想不精细，产品就上不了档次。所以，我们要有“人有我优”的技术追求，选定一个目标，努力用一生的时间和更多的精力，精心打造，永不放弃，不遗余力，精益求精，甚至用强迫一样的思维，让技术和产品“从99%到99.99%”的过程中，迂回推进，不厌其烦，努力坚守，把每一个生产产品，当作工艺品一样精雕细刻、耐心打磨。久而久之，就能创造出与众不同的发展奇迹、震撼效应。比如“大国工匠”胡双钱，“在35年里加工过数十万个飞机零件，在这里面没有出现过一个次品。”精细到了何种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人人都有“工匠精神”，“中国智造”、中国品质，自然就能更上一层楼。
工匠精神事迹材料篇7
自在向本次人大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首提“工匠精神”，从德国制造到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从瑞士手表到中国航天，可圈可点的案例分析与文化自省，已经在以朋友圈为代表的舆论场上流行了一轮。
前些日，李提醒中国还“不具备生产磨具钢的能力”与“圆珠笔头的‘圆珠’，目前仍然需要进口”，点出一个基本现实：中国制造中的粗制滥造仍触目可见，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可谓路漫漫其修远兮。
其实，制造强国只是工匠精神的果，不是因，也不是终极目标。工匠精神的因与终极目标，都是人本身。
今日提倡工匠精神，首先是因为我们希望告别“圆珠笔老不出水”或“用一次就坏”的时代，与那些卓越之“物”共生共处。我们希望厂家制造的一口锅，从出生到老年，都仍然好用；一块表由奶奶传下来，戴在腕上仍然滴答不止；城市的下水道于一百多年前建造，还是那么通畅。
由此，很多生命记忆得到活生生的传承，卓越之“物”里饱含着人的专注与深情，传达给一直使用和保存的人。对天地间的各种产品，我们不是弃之如敝履，而是当做值得爱惜的果实。人与物之间，才会告别粗鄙，达到一种美好的状态。
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产品，如果靠地沟油与三聚氰胺就能赚大钱，工匠精神就只能是一句口号。只有当我们开始真正欣赏匠心独运的人，当看到一位拿高工资的高级技工，不是因为其收入超过名校硕士而羡慕，而是因为他对手艺的专注去尊敬，追求精益求精的“职人”，才会成为一种精神标尺。人与人之间，也才能告别粗鄙，回归到生命品性的相互砥砺与欣赏。
就像日本与德国一样，告别粗鄙时代，要经历管理与教育的双重革新。
二战后，日本企业界在美国质量管理之父爱德华兹·戴明的全心协助下，迅速提高了日本制造的质量，取得经济奇迹。这种管理变革不会凭空诞生，源自人的意愿、视野与学习能力，教育显然更为根本。
德国的教育体系里，在接受覆盖全民的基础教育之后，学生很早即向职业教育与文科中学分流。这种分流的好处有两个：其一是减少千军万马共挤独木桥的危害，避免了类似中国应试教育对学生兴趣乃至人格的伤害；其二是较早使学生依照“性之所近”者，确定自己的职业主攻方向。
尤为重要的是，这种职业教育，不是在学校里做与社会无关的学习，而是在政府的宏观制度设计下，直接与企业就业岗位对接。将一线实践与课室里的研究融合在一起，琢磨产品的精度，理解市场的变化，从小铸造出德国人的工匠精神。
反观中国，职业教育不职业，精英教育不精英的状况，广泛存在。为了争抢经费，各种中专和大专院校也追求大而全的学科设置，以提高学校行政等级。为了分数，除了极少数可以兼顾的学生，家长不得不让孩子逐渐放弃手工与兴趣，放弃生活教育与人格磨砺，进入刷题式学习。
这也是一种教育上的粗鄙状态。树大者根必深。只有改变这样的现状，工匠精神才能光而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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