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职业教育哲学：嬗变、规律与展望,供大家参考。
中国职业教育哲学：嬗变、规律与展望 ——Chinese Professional Education Philosophy：Transmutation， Rule and Prospect 作
者：
陈鹏/Carsten Schmidtke
作者简介：
陈鹏(1982-)，男，山东单县人，江苏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基本理论；Carsten Schmidtke，美国阿肯色大学教育学院助理教授，研究方向为人力资源教育
原发信息：
《职教论坛》(南昌)2018 年第 20182 期 第 6-12 页
内容提要：
中国职业教育在历史的发展中，先后经历墨家思想、科学主义、实用主义、马克思主义、行为主义、多元哲学、人本主义哲学等哲学派别的影响，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彰显着不同侧重的服务职能。在融合中西方哲学的基础上，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总体上呈现出结构功能主义的取向，并与国家的政治哲学相关联。面向未来，中国职业教育哲学应更加关注人本主义、后现代主义，并注意继承儒家、道家等中国传统哲学的精髓，为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更为厚重的文化基础。
Chinese Professional Education Philosophy：Transmutation， Rule and Pro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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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
职业教育/哲学/演变/规律/趋势
期刊名称：
《职业技术教育》
复印期号：
2018 年 08 期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8)02-0006-07
近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GDP 从 2007 年的 268019 亿元人民币增加到 2016 年的 743585 亿元人民币。尽管近两年 GDP 增长率有所下降，但仍然维持在 7%左右的水平。2016 年 GDP 总量排名全球第二，增长率排名世界第六。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将从高速增长进入高质量增长阶段。无论是经济的规模增长还是高质量发展都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供给，尤其是高技能人才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引擎作用。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7 年第三季度全国97 个所调查城市对高技能人才需求强烈，供需严重失衡，高级技能人员、高级工程师和高级技师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分别为 2.09、2.08和 1.92[1]。一系列数字的对比提示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国如何培养一批训练有素的高技能人才来支撑国家经济的发展呢？在此基础上，又应该如何响应新时代全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呢？关于职业教育与社会发展、人的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有很多研究者纷纷展开论述并建言献策，但是他们却忽视了一个隐藏在职业教育发展背后的哲学基础。哲学是什么？哲学的功能何在？美国学者埃利亚斯(Elias)和梅里亚姆(Merriam)认为，哲学可以澄清问题，帮助人们做出合乎情理的决定[2]。这同样可以用来解决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问题。因此，本研究旨在通过考察中国职业
教育哲学发展的历史，总结背后发展的规律，进而展望中国职业教育的未来发展趋势。
一、中国职业教育哲学的历史嬗变
中国职业教育哲学源远流长，伴随着整个职业教育乃至教育的发展史，并与国家政治哲学联系在一起，在特定的时代发挥着其特有的价值，促进着职业教育不断走向完善。关于中国职业教育哲学的发展史，笔者在此前的一篇研究成果中将其分为六个阶段[3]。本研究在之前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并将其分为七个阶段。
(一)1840 年以前：儒家思想狭缝中职业教育的萌芽
在 19 世纪末之前，中国的传统哲学儒家思想统治了中国教育领域达2000 多年的时间，在“三纲五常”“学而优则仕”的封建社会里，职业教育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萌芽。在儒家思想里，教育的目的是通过培养君子来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秩序，但它却没有给予技术技能一个合法的地位，这种技术技能只能由贫穷的孩子在家里跟随父母或长辈学习，而不是在学校里进行。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孔子非常鄙视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当其弟子樊迟询问有关种田的技术时，孔子批评其为“小人”。因为在孔子眼里，“君子向上通达的是道，小人向下通达的是术。”但是，幸运的是，在战国初期中国出现了原始的职业教育哲学思想，它是由当时墨家的代表人物墨子提出来的。墨子认为，劳动分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他更为关注体力劳动者的教育，强调农民和工匠技术教育的重要性。墨子作为世界上最早发明风筝的人，精通工艺技术、建筑技术、制造技术，同时还将各
种技术传授给后代，例如他将制作风筝的技术传给了其弟子鲁班，这深刻印证墨子对技术教育实践的重视。电影《墨攻》中“墨者革离”的守城技术正是对墨家建筑技术的形象隐喻和历史褒奖。墨子培养的技术人才不仅要懂乎“术”，而且还要知乎“道”，凸显出“德技双馨”的人才培养规格，因而其学生鲁班成为我国工匠的鼻祖。但是不幸的是，在西汉初年由于统治者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统治策略，儒家思想就此成为正统的国家政治哲学，此后墨家思想逐渐消失，职业教育没有得到充分的萌芽，一直没有取得合法性的地位，更多的是在家庭或手工作坊中通过学徒制的形式呈现。
(二)1840-1912 年：科学主义与实业教育的引入
直到 19 世纪后半叶，中国职业教育哲学才迎来新的曙光。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以后，为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命运，促进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一批教育思想家掀起了学习西方的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西方科学、技术以及民主思想不断传入中国，受西方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实业教育得以产生。科学主义的代表人物裴斯泰洛齐强调劳动教育的重要性，并认为民众苦难的根源是缺乏教育，导致他们不会安排生产，因此他通过创办儿童学校践行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思想。另一位代表人物赫尔巴特认为，职业培训在国家控制的教育机构里能够得到更加有效的实施，因为国家需要有效的劳动力[4]。在洋务派和维新派的倡导下，中国各地通过创办各种新式学堂，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培养在造船、军事、矿物、冶炼、机械制造等方面的国家需要的实用型人才，以达到“救亡图
存”的目的。随着第一所实业学校福州船政学堂在 1866 年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职业学校教育的诞生。福州船政学堂“训练造船制器的工匠”，并雇佣外国工匠“教导中国工匠、匠首及艺童”[5]。随后，各类学堂在地方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不仅包括军事、工程领域，还涉及农、政、商等行业，但各地的学堂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学制等方面差异甚大。清政府为进一步规范统一办学，分别在 1902 年、1904 年、1912-1913 年颁布了壬寅学制、癸卯学制和壬子-癸丑学制等一系列现代学制，尤其是在 1904 年的癸卯学制中，从初等实业学堂、中等实业学堂到高等实业学堂之完整实业教育体系的建立，奠定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雏形。
(三)1912-1949 年：实用主义与现代职业教育的建立
随着 1912 年中华民国的成立，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开始从美国传入中国。实用主义哲学在教育领域体现为进步主义教育思潮。进步主义教育的代表人物史奈登认为，学校是社会控制的有效工具，教育是一种“药剂品”[6]，在职业教育方面他倡导真正的“职业教育”，即“一种为装备青年人走向认知职业而设计的教育模式”，并保证毕业生能够与经济活动的世界相一致[7]。这种思想很快被布鲁索发扬光大，并最终促成美国现代职业学校系统的建立。民国初年战乱频繁，民不聊生，失业率增加，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难以保障。而实业教育逐步走向高大上的发展道路，以培养高级专门人才为主要目标，因此需要一种面向普通民众的新型职业教育形式。为此，黄炎培提出“实用主义教育”的口号，并在考察美国职业教育后，将蕴含有实用哲学的现代职业学校引入到中国，很快创办了中华职教
社和中华职业学校。黄炎培认为职业教育有三个目的：一是为个人谋生做准备，二是为个体服务社会做准备，三是为世界及国家增进社会生产力做准备，并将其作为中华职教社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华职业学校则以“敬业乐群”为校训，并提出“手脑并用、双手万能”的教育原则，以实现“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的教育目的。随着 1922 年新学制的颁布，职业教育替代了原来的实业教育，第一次成为中国教育体系的一部分，进而开启了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的起点。而后，黄炎培又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思想”，要求职业教育与一切教育界、一切职业界和一切社会界相联系，奠定了我国现代职业教育办学模式的天然优势。随着 1927 年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在“三民主义”的教育宗旨下，职业教育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关注国民的“生活之知识”和“生产之技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包含初等、中等、高等职业教育在内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进一步完善。
(四)1949-1978 年：马克思主义与新中国成立后职业教育的改革
随着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社会经济的重建成为国家政治任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职业教育则成为履行这种政治任务的重要手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指导下，职业教育充分彰显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哲学理念。事实上，从 1921 年开始，在中央苏区和敌后根据地进行的工农群众教育和干部教育可以视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中国共产党职业教育的雏形。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教育的真正任务就是要揭露和消除隐藏在无产阶级头脑中掩盖事实真相的虚假意识，从而解放全人类；而且教育应包括智力、体力的发展，以及工艺技术的培训[8]。“工艺技术
培训”“综合技术教育”作为苏联职业教育的实践形式，它面向最广大的无产阶级，对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特别重视“技术教育”，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都得到重要发展，其面向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招生政策具有普惠性，对培养新中国所需的高素质劳动者起到积极的历史作用。在职业教育的具体实践方式上，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理念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社会必须建立在思想政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基础之上，这就需要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工学结合。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面对当时中国“人多、穷、生活水平低”的社会现实，刘少奇提出的“半工半读”教育模式成为职业教育新的实践形式，且符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哲学原理。然而，在 1966-1976 年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职业教育被作为资产阶级的产物被抛弃，新中国成立后获得一定规模发展的职业教育遭受重创。
(五)1978-2000 年：改良的马克思主义与职业教育的经济服务
1978 年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作为国家的主要任务被重新确立，职业教育哲学随之发生变化。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没有被遗弃，而是随着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马克思主义得以中国化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因而也需要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经济基础是民生之本，要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必须首先解决好经
济问题。邓小平认为，教育要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要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教育在促进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中发挥重要作用。职业教育作为与经济发展联系最为密切的教育形式，理应服务于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改革开放以后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逐渐确立起来。1985 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了“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在实现“教育服务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地位；1991 年颁布的《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强调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对于进一步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特殊意义；1996 年的《职业教育法》特别指出，职业教育是一项国家教育事业，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劳动就业的重要途径。因此，这一时期的职业教育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行为主义的取向，在培养目标上注重技术能力的训练，在课程建设上借鉴德国、美国、国际劳工组织等能力取向的课程模式如 CBE、能力模块课程、项目课程等，在实践方式上借鉴德国双元制模式。与此同时，职业教育体系逐渐健全，职业学校教育与职业培训并举、职业教育与其他教育互通都在《职业教育法》中得以明确。可以说，行为主义导向的职业教育实践方式、多元化的职业教育办学方式为特定时代的中国培养了大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型人才，为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六)2000-2010 年：实用主义哲学的复归与多元哲学的并存
2000 年后，实用主义哲学呈现复归的趋势。实用主义哲学从社会发展的全方位视角出发，不仅关注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关注人类本体的诉求。“科学发展观”理论是此时国家政治哲学的代表，“科学发展”意味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因此经济发展不再是国家社会发展的唯一任务，在经济的粗放式发展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还需关注生态环境的建设。但是在这一时期，经济的发展仍然是国家战略的核心内容。因此，此时的政治哲学思想其实融合了儒家思想、马克思主义、进步主义、行为主义等多元哲学思潮，不仅关注教育的普及与公民素养的提高，还关注社会的协调发展，同时经济的发展仍然不可掉以轻心。因此，有学者认为，此时中国正处于职业教育哲学思想发展的十字路口，处于中西方哲学的交汇中，很难说朝着某一单一的方向发展[9]。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这一时期的职业教育哲学与旨在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更加贴近。在兼顾社会发展的同时，职业教育逐步关注个体的诉求与综合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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