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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集
际遇
紫禁城交泰殿，远不如乾清宫和坤宁宫那样知名，但对于宫廷的时间掌控，它至关重要。早在三千年前，中国人就发明了水滴漏的计时方法。这座藏在交泰殿东侧的铜壶滴漏，是我国至今保存最完好的漏壶之一，交泰殿西侧陈列的是来自西洋的自鸣钟。这座自鸣钟，外壳是仿中国式阁楼型的木柜，通高五米零八，共分上、中、下三层。钟楼北面有一个小阶梯，登上阶梯，可以给自鸣钟上弦。
一中一西两个计时器，摆放在交泰殿内，今天，故宫博物院的奉先殿内，还展出着123 件钟表，在故宫文物医院专家的修复下，许多件精美的西洋钟时隔百年之后，又获得新生。这些钟表栩栩如生的造型，以及华美的装饰，在今天看来依然令人惊叹。不难想象，为何历代紫禁城的主人，都会对西洋钟情有独钟。对于新奇的器物，紫禁城是来者不拒的，但对于人和思想，就未必如此。
元朝曾旅居中国 17 年的马可·波罗，为欧洲人开启了一扇门。欧洲人对马可·波罗笔下黄金遍地的神奇国度，无比神往。十六世纪，地理大发现和东西方航路的开辟，激起了欧洲天主教向东方传教的热情。
位于广东省台山市西南部的上川岛，500 年前只是个荒岛。荒有荒的好处，葡萄牙商人拿它做走私据点。这里还埋葬着一位传教士，他被天主教会称为“历史上最伟大的传教士”。这个大胆闯进中国，最终长眠在中国的传教士，名叫圣方济各·沙勿略。在远东的数年传教经历，使沙勿略对东方政治地图，有了更深入、更细致的了解。沙勿略意识到，天主教要想真正进入亚洲，就必须先进入中国。
1552 年，明嘉靖三十一年的盛夏，沙勿略乘坐“圣十字号”抵达了广东香山附近的上川岛。这里距离中国大陆不到十海里，但是距离大明的中心紫禁城，还有 2000 多公里。沙勿略找对了方向，但却选错了时机。当时，明朝正在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他根本就没有合法途径进入到中国大陆，于是，他只能选择非法的途径。
当时，一位广州商人答应用小船把沙勿略送到广州，但是这个偷渡计划最终失败了，原本积劳成疾的沙勿略，只能在上川岛遥望中国大陆。不久，他染上了一场热病，在一间简陋的茅屋中，带着莫大的遗憾离世。没有人知道沙勿略的最后一刻，是否还在遥想着紫禁城，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使命，并没有随着他的离世而终结。
同一年，在距离大明万里之遥的意大利小城马切拉塔，一个男婴呱呱[gū/gū]坠地。成年后，他受沙勿略的精神感召，被天主教耶稣会选中去远东传教，完成沙勿略未完成的使命。在中国，人们并不熟悉他的意大利名字，但是所有人都记住了他的中文名字——利玛窦。
背负着传教使命的利玛窦远涉重洋，于 1582 年抵达澳门。当时的明朝依旧实施海禁政策，外国传教士只得停留在澳门地区，等待着进入内地的机会。利玛窦在澳门学习了一年汉语后，通过肇[zhào]庆一位官员的帮助，于 1584 年进入中国内陆。
万历二十八年，距离利玛窦来到大明已经 18 年过去了，他终于获得皇帝批准，进入北京城。身着儒服，头戴儒冠，全然一副明朝文人打扮，这是利玛窦传教路上的一个技巧。他
明白，要想让天主教在中国传播开来，必须获得中国老百姓的认可，并让中国的皇帝信奉天主教。而进献贡品，几乎是见到皇帝的唯一途径。他向皇帝进献的贡品中，有一大一小两座自鸣钟，正是这两座自鸣钟，帮助利玛窦敲开了紫禁城的大门。
利玛窦满怀期待，小心翼翼地走进这座灿烂之城。在他看来，皇宫似乎被上帝的光芒所笼罩着，他的传教路途终于就要雾散云开，让皇帝成为天主教徒的梦想，似乎也近在咫尺。然而，近在咫尺的只有这座空空的龙椅。此时，万历皇帝已经十多年不上朝，除了太监和嫔妃，任何人都不见，但他还是破例让利玛窦跪拜了龙椅。利玛窦不曾料想，这就是自己离大明皇帝最近的距离。他认为自己的宗教使命开局良好，而万历皇帝却只是把他视作一个修钟表的工匠，这种细微的差别，最终会扩大为鸿沟。
万历皇帝对于利玛窦不是没有好奇，除了两架自鸣钟，他送来的那架西洋琴，万历皇帝也很喜欢。他让利玛窦的助手庞迪我，进宫教太监们学琴。每当琴声在宫中回荡，万历皇帝就会好奇，那个西洋使臣的样子，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他让画师把利玛窦的样子画下来，给他看。虽然嘴上表现的不屑一顾，但皇帝毕竟懂得待客之道。万历皇帝让利玛窦长居北京，并且每个月给他相当于 8 个欧洲金币的生活费用，任务就是定期进宫修钟表。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利玛窦是一个矛盾的混合体，他在执行着两种截然相反的使命——传布宗教和传播现代科学。而中国人似乎从来没有把他看作是一个上帝的忠实奴仆，而是把他当成一个客居中国、融入中国，成为了一个中国通的明白人。甚至很难说，到底是他对中国润物无声，还是中国令他日濡月染。但不可否认的是，利玛窦作为第一位进入紫禁城的外国传教士，为中西文明的交融做出了巨大贡献。
今天，来到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参观的游客，都会被一份特殊的地图所吸引。《坤舆[yú]万国全图》，长 380 厘米，宽 192 厘米，是利玛窦和明朝官员李之藻，合作完成的一幅中文版世界地图，也是国内现存最早的，绘制有美洲的世界地图。在《坤舆万国全图》的左上角，有一篇利玛窦署名的文章，题目为“论地球比九重天之星远且大几何”。在这个题目中出现了“地球”一词，文章的第二句便是，“夫地球既每度二百五十里，则知三百六十度为地一周，得九万里”。
在这篇只有 900 多字的文章中，利玛窦使用“地球”这一词就有 12 次，这是汉语中地球的始见例证。为了迎合中国人“天圆地方”和“天朝上国”的观念，利玛窦把本初子午线向左移动 170 度，使中国正好出现在《坤舆万国全图》的中央，这种调整，被后来中国出版的世界地图沿用至今。
在《坤舆万国全图》出现之前，中国人对于世界的认知，来自于另外一张世界地图——《大明混[hùn]一图》。图上印有清朝官书满文译文，让人误以为这张图是清代绘制。直到图上名字上方，满文红签随着时间的打磨而脱落，地图上原来的汉字地名才显露出来。
《大明混一图》其实成图于 1389 年，也就是明朝洪武二十二年。图中以明朝版图为中心，明朝的疆域描绘得十分细致，我国主要的山脉、湖泊、河流都有标注。明朝以外的地方描绘了世界的模样，北到贝加尔湖以南，南至爪哇，也就是今天的印度尼西亚，东至朝鲜、日本，西至非洲西海岸、西欧。这是现存最早的、由中国人自己绘制的、尺寸最大的彩绘世界地图。它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明代中国人对于世界的认识，比我们想象的要宽广得多。
对于习惯了《大明混一图》的人，第一次看到利玛窦带来的《坤舆万国全图》会很不适应。奇异的地图，外加利玛窦“奇谈怪论”式的注解，这引起了当时明朝士大夫的注意。尽管当时讥笑嘲讽这幅图的不乏其人，但也有一批人，他们的世界观被第一次如此彻底地刷新了。把头脑中的“天下”换成“地球”，这，的确是一场思想革命。
利玛窦在北京的生活并不寂寞，他的住宅往往门庭若市。有一个人每天都会前往他的住所，这个人就是明朝内阁大学士，科学家徐光启。徐光启的学术成就，在今天看来，几乎无人可以替代。他被许多学者认为，是真正“我国睁眼看世界第一人”，比林则徐、魏源等早了两百多年。
当徐光启第一次看到《坤舆万国全图》时，内心的震惊是不言而喻的，地图上这些从未听说过的地方，从未想象到的海洋，都一一浮现在他眼前。他确信，人类真的生活在圆形的地球上，对世界更加好奇的他，萌生了借助西方科学兴盛国家的想法。
一天，利玛窦掏出一本数学书给徐光启，这便是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著作——《几何原本》。这本可以堪称现代数学基础的书，给徐光启带来了不小的震动。于是从 1606 年秋天至 1607 年初夏，徐光启每天都会和利玛窦一起忙碌，翻译这本学术著作。今天，我们依然在享用这次合作的成果。我们熟悉的三角形，点、线、面，直角、锐角、钝角，平行线等几何词汇，都是在这一次合作中，由徐光启翻译出来的。利玛窦和《坤舆万国全图》带给大明的启迪，是时代的一次机遇。然而，这样的启迪只停留在小部分士大夫阶层，并没有影响到大明的统治者。
徐光启师从利玛窦，学习天文、历算、火器等西方科学。他也从接受西学的经验中认识到，科学的传扬和发展，能够提升国家的竞争力。徐光启曾经向皇帝提出建议，开展以数学为根本，展开气象、水利、军事等分科，让专业的人去指导专业的事。这样的理念从今天看来，等于是构建了明朝的国家科学院。
如果皇帝采纳了徐光启的建议，构建明朝国家科学院，吸纳其他的科学学科并入科举体制，也许，明朝会像文艺复兴后的西方，由一个封建王朝转型为近代国家。历史不允许假设，徐光启改变不了万历皇帝。紫禁城里的万历皇帝，虽然大部分时间懒于治国，但是在敛财方面，他非常“勤劳”。
万历皇帝对白银的喜爱是有史可证的。虽然多年不上朝，但唯独有一类奏章，只要呈上来，万历皇帝就会立即批复，那便是有关矿税的奏章。从万历二十四年起，明朝打破了之前的矿禁，过去，民间是不允许私自开采银矿的。而到了万历皇帝这里，朝廷虽然允许个人开矿，但要交很高昂的矿税。仅万历二十九年，宦官们进献给万历皇帝的白银就达 90 余万两，而这些白银，几乎全部进入了皇帝的小金库。白银的货币地位，在这时期得到了正式承认，取代大明宝钞，成为国家的主要货币，可以说是货真价实的硬通货。事实上，明代中国的银矿储藏并不丰富，白银一直供不应求。
15 世纪新航路开辟后，葡萄牙人希望能与大明正式建立外交与贸易关系，明朝政府拒绝了葡萄牙人的请求。敏锐的葡萄牙商人发现，中国的白银短缺，但以白银标价的中国商品价格低廉，丝绸、瓷器等商品在国际贸易中极具竞争力。在巨大的利益面前，葡萄牙人铤
而走险，在广东沿海进行非法贸易，通过贿赂广东地方官，用重金换得了澳门的居住权。
每年五六月间，葡萄牙商人会乘坐着载重 600 到 1600 吨的大帆船，开始一段一本万利的旅程。大帆船从欧洲出发，第一站是印度果阿。在这里，船上会装满印度特产，胡椒、檀香以及产于美洲的白银，顺着夏季的西南季风抵达澳门。商人们往往会停留一年左右的时间，把船上装载的白银和货物，换成中国的丝绸、棉布和瓷器，再去往日本长崎。在日本，中国货物高价出手，换成大量日本白银。大帆船乘着第二年秋天的季风返回澳门，商人们用日本白银，大量收购中国商品，在第三年的秋天再回到欧洲。这样一趟往返航程，可以赚取十多万块金币。澳门凭借着在当时，海上贸易中心的地位，把明王朝卷入了全球远洋贸易中。
16 世纪中期到 17 世纪中期，流入中国的白银达到 7000 吨至 1 万吨，约占世界白银产量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中国，成为当时世界经济的中心。如此大量的白银来到中国之后，对明朝末期经济的商品化，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尤其是中国丝绸业的发展。明代中后期，特别是明代后期，私人海外贸易相当发达，大航海时代给明朝带来了机遇。明朝尽管政府没有赶上这个机遇，充分发展，但是民间商品经济贸易，跟海外贸易联系特别多，发展起来了。
在故宫博物院，明清两代皇室的服饰、华冠也是吸引游客的一个亮点。明清时期，皇室服饰的魅力不仅仅在于其质地和色彩，它们已经超越了纯粹的服饰，成为了一种象征或表达。后宫中从皇太后到嫔妃，从服饰、鞋履、到配饰都有严格的限定，从这些服饰我们可以看出，明清时期丝绸工艺的精美绝伦。
皇室服饰的图案多采用龙凤等象征高贵的事物，并镶以黄金、珍珠、琥珀、绿松石和珊瑚等作为配饰。等级越高服饰越为华贵。清朝皇室内务府规定，凡是皇帝、后妃所穿的龙袍、凤衣，都必须用江南的辑[jí]里湖丝作为原丝，精织而成。
江南古镇南浔[xún]是名扬中外的辑里湖丝的故乡。如今，在这座依水成街的小镇中，依然能看到与湖丝相关的点滴。明代中叶，辑里湖丝声名鹊起，被列为御用贡品，蜚[fēi]声京城，远销海外。由于蚕丝业的兴起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明万历年间，南浔经济空前繁荣鼎盛，民间有“湖州一个城，不及南浔半个镇”之说。时隔多年以后，我们依然能够在脑海里想象出那幅盛景。南浔镇充满了缂[kè]丝的机杼[zhù]声，热闹非凡。每当新丝上市时，这里都是来自各地的湖丝采购商贩。宫廷的官员也来到此地，收购上等的辑里湖丝，供皇室使用。
除了紫禁城，对湖丝需求量最大的就是各国商人。新航路开辟后，中国的瓷器、漆器和丝绸流入欧洲，“中国制造”成为欧洲贵族们所追求的奢侈品。这些进入西方富人生活的“中国元素”，也渐渐融入了西方艺术创作中。法国画家布歇创作的作品《化妆》中，选用了许多中国风道具，如蒲扇、瓷器和花鸟屏风，展示了那个时期欧洲对中国文化的热衷。此时，欧洲人眼里的中国是东方文明的代表，剧烈的中国风登上欧洲大陆，引发了欧洲持续近两百年的“中国热”。
中国的丝绸、瓷器换取的巨额白银，为明朝积累了大量财富。明朝作为当时最大的经济实体，沟通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市场，和西方之间的贸易往来，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当时的明朝，成为世界其他各国向往的最佳贸易对象。与此同时，欧洲对中国政治、文化的追求和推崇，达到了一个顶峰。中国优秀文化的西传，促进了近代欧洲文明。
大明曾引来国际关注的话题之一是“吃什么”。在利玛窦笔下的《中国札记》里，明朝南方土地肥沃，生产高度发达，人们爱好吃喝、声色之乐。明朝百姓的餐桌，把多少欧洲读者看得直流口水。葡萄牙人克鲁士的《中国志》记载，明朝老百姓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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