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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乐文化与儒学艺术精神
源远流长的礼乐教化
(一)先王之乐追述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归纳了摩尔根关于古代社会的三个分期,并且进一步指出这种分期的主要标志。他说：“蒙昧时代是以采集天然物为主的时期,人类的创造品主要是用作这种采集的辅助工具。野蛮时代是学会经营畜牧业和农业的时期,是学会靠人类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时期。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产生的时期。”①按照以上的说法,远古的中国社会从野蛮时代跨入文明时代正是在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对于三皇五帝的发明创造,中国的古典文献中有很多记载：燧人氏钻木取火,教民熟食;伏羲氏结绳织网,教民驯养鸟兽;神农氏尝百草,教民稼穑;黄帝、尧、舜制作乐器,创作律吕,实施乐教……总之,劳动工具、生产技术、生活用品以及文化艺术的发明创造都产生在三皇五帝时期。而在这类记载中很多都涉及到“先王之乐”。战国时代史官所写的《世本》一书说：“伏羲作琴,伏羲作瑟。神农作琴,神农作瑟。女娲作笙、簧。随作笙,随作竽。颛顼命飞龙氏铸洪钟,声振而远……夷作鼓,伶伦作磬……尧修黄帝乐为《咸池》,无句作磬……舜作箫,夔作乐。”这当然是根据历史传说追记下来的,它曲折地反映了某种历史真实。关于三皇五帝的传说,秦汉时期仍然流传着,司马迁为写《五帝本纪》而走访诸老就是证明。《乐记乐施》载：“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作乐,以赏诸侯。故天子之为乐也,以赏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谷时熟,然后赏之以乐。故其治民劳者,其舞行缀远;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缀短。故观其舞而知其德,闻其谥而知其行也。”关于“先王之乐”,《吕氏春秋古乐》篇从朱襄氏、葛天氏、阴康氏、黄帝以下一直写到周成王,传说与历史混合在一起。春秋战国时代,人们仍然能聆听到五帝之乐,尤其是舜乐和三王(夏商周)之乐。三皇五帝实施乐教多是传说,搁置不论。夏商周三代实施乐教则是信史,当无疑问。先王之乐,其性能和实质就是礼。乐的感性形式就
是礼的仪式、规范,乐的内容则是尊卑贵贱的等级观念和仁孝亲敬的伦理观念。礼乐是同源的,后来才一分为二。先王作乐并不是为了审美享乐,而是为了治国平天下。后世所传闻的“先王乐教”并不等同现代所说的艺术教育,而是包含艺术教育;“乐教”是一种治世的方略,这种方略看重教化和人心,实力强制和暴力镇压是不得已而用之。尤其是尧舜禅让时代,“乐教”乃是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的象征。陆贾说：“昔舜治天下,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寂若无治国之意,漠若无抚民之心。然天下治。”(《新语无为》)《淮南子诠言训》云：“舜弹五弦之琴,而歌《南风》之诗,以治天下。”司马迁解释说：“夫《南风》之诗者,生长之音也。舜乐好之,乐与天地同意,得万国欢心,故天下治也。”(《史记乐书》)
(二)周公“制礼作乐”
礼乐教化发展到西周时代,已经进入成熟的历史阶段。周公“制礼作乐”是治国教民的一件大事,也是对夏商礼治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先秦两汉诸子和史书,凡论及周公的业绩者,无不赞美他“制礼作乐”的功德。《史记周本纪》云：周初定天下,成王年少,“周公恐诸侯畔周,公乃摄行政当国”,“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淮南子诠言训》载：“周公不收于前,钟鼓不解于县,以辅成王而海内平。匹夫百亩一守,不遑启处,无所移之也。”陆贾说：“周公制礼作乐,郊天地,望山川,师旅不设,刑格法悬,而四海之内,奉供来臻,重译来朝,故无为也。”(《新语无为》)董仲舒说：“盖闻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当虞氏之乐莫盛于《韶》,于周莫盛于《勺》。”(《汉书董仲舒传》)《勺》即《酌》,为周公乐,为周代最盛行之乐。西周时代,礼乐的性能仍然保持了原初的综合形态。作为社会制度,礼乐是西周奴隶社会的一项根本制度,承担着维护等级制度和社会统一秩序的政治重任。作为道德规范,礼乐仪式贯穿于西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政治、外交、祭祀、征战、庆典等活动都少不了礼乐,成为人际关系的根本规范,承担着培养社会成员的道德素质和文明行为的教育任务。礼乐教化与行政刑罚相辅相成,共同承担着治国安民的神
圣任务。《礼记乐记》云：“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可以看出礼乐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尤其在教育上,礼乐是重要的教育科目,居“六艺”(礼乐书数射御)之首。按《周礼春官宗伯》规定：春官大宗伯属下的大司乐和乐师是分别负责大学与小学教育的官长。“大司乐掌成均(即学校)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弟子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
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护》、《大武》。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以作动物。”《云门》《大卷》为黄帝的乐,《大咸》即《咸池》,本属黄帝之乐,尧增修而用之。《大韶》,乃舜乐。余者为禹、汤、武三王之乐。“乐德”主要指礼仪道德方面的教育,是借用美感形式进行道德教育,培养学生具有中(忠)、和、祗(敬)、庸(有常)、孝、友等美德;“乐语”是指以文字记载的诗词典故方面的教育,通过语言讲解、比兴、诱导、吟咏、讽诵等方法,培养学生擅长辞令,领会、掌握诗、书的教育性能;“乐舞”是舞蹈表演的训练,以此表现古圣先王的丰功伟业,达到歌功颂德之目的。三个方面的教育都冠以“乐”字,乐者,乐也,说明中国古代教育很注重艺术手段,重视美感感化作用,也就是重视人的内在心灵的陶冶。《周礼春官宗伯》还规定：“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教乐仪,行《肆夏》,趋以《采荠》,车以如之,环拜以钟鼓为节。”所谓“小舞”是指年幼少小时所教之舞。例如十三岁舞《勺》即《酌》,成童舞《象》,二十岁舞《大夏》。所谓“乐仪”,是指在长幼尊卑以及其他人际关系中所需要的进退俯仰、周环揖拜的一套礼节,这种礼节也有音乐舞蹈的旋律、节奏之美。从以上可见,对少年儿童的教育,更重视形象美感,更重视仪式的训练,只有“乐舞”一个方面,而没有“乐德”与“乐语”。因为对少年儿童不宜用抽象的道理说教,而主要是通过符合礼仪的形式美培养他们的良好习惯。不仅贵胄子弟要教之以礼乐,普通教育也少不了礼乐教化。总之,礼与乐是
中国古代社会中极其重要的两件事,是华夏民族古代文明的根本标志。礼乐既是社会政治制度,又是道德规范,还是教育的重要科目。但无论政治实践、道德行为、教育方式都包含艺术—审美因素,都要充分利用美感形式。礼乐相济,虽已别为二物,却仍然密不可分地结为一体：礼是审美化了的乐,乐是仪式化了的礼。礼是根本的,起支配作用。乐要服务于礼,附丽于礼,纯粹供个体情感宣泄和官能享受的乐并不为正人君子所承认。乐借助于礼,变得神圣、庄严,礼借助于乐而产生守礼的快乐,养成守礼的习惯。
(三)礼乐制度与礼乐文化
春秋后期至战国时代,礼乐制度进一步瓦解,“礼崩乐坏”已成定局。列国纷争,战争频仍,社会动荡不安。旧的奴隶主贵族、王公大人腐败堕落,奢侈淫逸;新兴的统治者通过战争兼并掠夺,聚敛钱财,吃喝玩乐,大肆挥霍。新旧交替时代,完全以武力维护政治统治,善恶不辨,无法无天,礼乐已失去规范、教育的严肃性而变成统治者和王公大人的享乐工具。面对“礼崩乐坏”的局面,孔子提出“克己复礼”的主张,结合现实实际发挥礼乐教化的思想观点,并在贯彻自己的教育实践中传授礼乐思想,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才。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礼乐思想,是对西周末期至春秋初期所萌生的礼乐思想的继承、发展和系统化。儒家企图维护和恢复礼乐制度及其政治功能,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礼乐制度赖以存有的社会政治根基(周天子的统治和势力)已经衰微、垮台了。不过儒家的努力,却有巨大的文化意义和长远的历史意义。礼乐因为儒家的解释、论述并贯彻于教育实践中,从而蜕脱了其政治制度外壳而变成纯文化并流传千古。朱熹说得好：“孔子生其时,既不得位,无以行帝王劝惩黜陟之政,于是特举籍而讨论之,去其重复,正其纷乱,而善之不足以为法,恶之不足以为戒者,则亦刊而去之,以从简约,示久远,使夫学者即是而有以得考其得失,善者师之而恶者改焉。是以其政虽不足行于一时,而其教实被于万世……”(《诗集传序》)也就是说,孔子在政治上是复古者、失败者,而在文化上却是传承者、创造者。由此可以说明,所谓“礼崩乐坏”,并不是说礼与乐这两件古老的事物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完全崩坏了,泯灭了,而是说此时的礼与乐已失去政治功能,礼乐
作为社会制度层面崩坏了。但礼作为道德规范,作为区分老幼尊卑的伦理等差观念,依然存有并在现实中起作用。乐作为艺术,作为审美娱乐品,依然存有并在现实中起作用。而且礼乐作为教育思想,作为文化精神,因为脱离了政治束缚而获得新生,得到了新发展。因为政治是多变的,短暂的,是“行于一时”的,而文化是稳定的,文化精神是永恒的,是“被于万世”的。政治与文化,不仅性能不同,而且发展规律,演变方法也不同。政治靠物质力量,甚至使用暴力,而文化靠精神力量,靠教育,靠说理和感化。孔子在政治上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不握权柄,没有物质力量。但他在文化上却是伟大的成功者,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集大成者。孟子曰：“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孟子万章下》)礼乐之所以蝉蜕制度层面而成为纯文化,不仅是社会历史潮流使然,更是儒家学术研究和教育实践所致。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在传播、弘扬包括礼乐在内的中华文化方面,做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功不可没。
(四)礼乐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元文化
礼乐文化在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上具有本原地位,是中华民族的元文化,它奠定了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历史走向。艺术是文化的精品,教育是文化传承的根本途径,学术思想是文化的灵魂,而这三点在中国都以礼乐文化为本原。先王之乐,是中国古代最早的综合体艺术。乐与礼结合,是中华民族爱美心理形成的文化根源。中国古代的礼都是通过形式美(如礼器、仪仗)和人体舞蹈动作(如进退俯仰、周旋揖让)表现出来,培养着中华民族爱美的习惯与风尚,形成以审美为主要倾向的文化心理结构。礼,理也。礼乐相济的教育为中华民族艺术播下了理性的种子并产生了长远的历史影响。乐在远古的时候是综合体艺术,包含多种艺术因素,没有时间与空间、视觉与听觉、造型与语言的种种划分。随着历史的发展,古乐逐渐分化出很多艺术门类,如音乐、舞蹈、诗歌文学、戏剧表演、装饰艺术等等,都从礼乐文化中分化出来而逐渐取得独立地位。中国自古以来对美的追求,对艺术修养的重视,对人生艺术化的向往以及建筑、园林、戏剧、文学、书画等艺术的民族风格的形成,都与
礼乐文化结下不解之缘。中华民族是一个情感丰富而又高扬理性精神的民族。它创造了宏赡而绚丽的艺术,表现出一种情趣高尚、情理融合为一的艺术精神。它从不把艺术视为纯粹满足感官欲望和情感发泄的手段,而是把艺术与人的德性、智慧的培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艺术成为人生乐趣、美好理想的源泉。
因此,艺术不仅丰富了人的精神生活,也成为陶冶情操、完美人格的最佳途径。礼乐文化的基因,一直在中华民族艺术生命体中流传不息。“礼乐教化”是我们祖先所创造的中国最早的教育,而“乐”是我们祖先所创造的中国最早的综合体艺术,“乐教”也是中国最早的艺术综合教育。礼乐教化是中华民族的元教育,是中华民族人文精神形成的历史源头。礼与乐是塑造中华民族性格和精神的文化原型。它对中华民族的心灵、素质、德性、人格的塑造,对华夏“礼仪之邦”和文明风尚的形成,都起着原创性的作用。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讲仁义,行礼让,睦邻友好,“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礼乐教化使中华儿女很早就懂得天地是养育自己的父母,自然万物是自己的朋友,从而形成了“爱人及物”、“民胞物与”、“天人合一”等生态伦理之美德。中华民族的文明礼义传统的形成并长久地坚持下来,与礼乐教化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礼乐制度的崩坏,是中国学术思想产生的现实根源。中国古代的礼乐教化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即使从夏朝算起至西周末年也有一千五百年左右。这样悠久的礼乐教化实践过程,却没有产生礼乐的思想理论,而礼乐思想理论的产生却在“礼崩乐坏”的时代。蔡元培有言：“商周二代,圣君贤相辈出。然其言论之关于伦理学者,殊不概见,其间如伊尹者,孟子称其非义非道一介不取与,且自任以天下之重。周公制礼作乐,为周代文化之元勋,然其言论之于学理者,亦未有闻焉。大抵商人之道德,可以墨家代表之;周人之道德,可以儒家代表之。”②西周末年和春秋初期,周天子的势力日趋衰微,出现了“礼崩乐坏”的趋向。周天子及诸侯身边的一些士大夫为了维护、坚持礼乐教化,起而说礼论乐,从而产生了礼乐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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