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3年(6篇)党课素材之故事汇编（2023年）,供大家参考。
党课素材之DS故事汇编
(6篇)
目录
1.陈毅三进泰州城3
2.甘泉县委协助伪“建国”号飞机起义5
3.战事回眸 郭村战斗7
4.小资料 中共扬州西区区委的建立10
5.缅怀英烈中共一大代表革命长者何叔衡11
6.往事沉钩 伟业千秋新四军14
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DS故事》是以一个个故事形式生动形象地展示自我党成立以来,即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革命先烈和前辈们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不懈奋斗、勇于献身的光辉历史。之所以选编这些短小精悍的故事,目的是希望广大党员干部通过阅读和学习,深刻了解党的奋斗历程,继承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汲取党的历史经验,不断增强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让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进一步加深对党的认识,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
陈毅三进泰州城
1939年,苏北地区日、伪、顽3种力量并存,形势错综复杂。日军侵占着扬州、仙女庙、靖江、如皋、南通等主要城镇和交通要道。反共顽固派韩德勤,独揽江苏军政大权,拥兵7万,盘踞兴化、东台、盐城一带,执行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政策,对日军退让妥协,致使苏北大部城镇先后落入敌手。韩顽还不断制造摩擦,挑起事端,剿灭抗日武装,镇压抗日活动,是十足的反共顽固派,韩顽不除,抗日无望。以李明扬、李长江为正副指挥的国民党鲁苏皖边区游击指挥部,辖9个纵队共2万多人,驻扎泰州。是苏北颇具影响的地方实力派。两李部队虽属韩德勤指挥,但两李不满蒋介石的歧视、压迫、排挤和暗算,与韩矛盾很深,想借助新四军的声威抵制韩顽兼并。李明扬早在辛亥革命时发动过湖口起义,后又参加过北伐战争,有过一段革命的经历,尚有一定的抗日愿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国民党税警总团陈泰运部队,下辖4个团,约3000人,驻溱潼、曲塘一带。陈曾一度因与韩德勤争夺税收被韩软禁,经黄逸峰帮忙脱险,暗中联李反韩。新四军在苏北没有地盘,进入苏北之初,兵力最少,装备最差,但抗战最坚决,人民最拥护,是一支最有前途的抗战劲旅。新四军军分会副书记、一支队司令员陈毅经过对苏北各种政治力量的悉心考察后,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略的总方针,创造性的提出并一以贯之地坚持了“击敌、联李、孤韩”的统战工作方针,高举抗战旗帜,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以联李为重点,与韩德勤开展了争夺两李的斗争。
当挺进纵队一部渡江北上至江都吴家桥两李的防地后,陈毅即派三支队司令员韦永义、政治处副主任吕镇中携带陈毅亲笔信赴泰州,通过关系会见两李,经商谈,达到了借踞江都河南地区的吴家桥一带立足抗日的目的。1939年8月,陈毅由惠浴宇陪同,在新四军挺纵1个连护送下第一次进入泰州城,到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所在地泰山庙。两李设宴款待。陈毅尊称李明扬为革命前辈,并且带去以毛泽东、朱德名义写的慰问信,信中措词恳切,态度诚挚,唤起了李明扬对往昔的留念之情。这次礼节性拜访,陈毅谈吐豪爽,一身正气,给李明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年冬,韩德勤用限供弹药卡两李,两李请求新四军帮助,陈毅立即资助子弹两万发。11月上旬,李明扬派所属第三纵队第八支队队长陈玉生(中共地下党员)部去江南国民党桂系所部王敬玖处,装运通过同乡旧友搞到的一批枪支弹药及炮弹,生怕沿途被日伪军、杂牌军雁过拔毛,致函陈毅请求新四军帮助护送。陈毅为进一步表明新四军与两李合作抗日的诚意,当即派1个营帮助护送。在粟裕等的亲自组织下,动员了500多付担子,将弹药完整无缺地从江南运到苏北。当弹药运至泰州城西门外码头时,两李部队奔走相告,称赞新四军讲义气,守信誉。这时,陈毅抓住巩固和发展与两李统战关系的良机,决定趁热打铁,二进泰州城。
1939年12月初,陈毅在管文蔚、惠浴宇等陪同下二进泰州城。当时,泰州城的大街上张贴了醒目的“欢迎四将军光临泰州”的红绿标语。标语独具匠心,一语多义。按照李长江的解释:可意指新四军,可意指陈毅一行4人,可意指排行老四的常胜将军赵子龙。意在既可表达对陈毅的敬意和热情欢迎,又可避免韩德勤的责难。两李对陈毅待以上宾之礼,特设盛筵招待。陈毅此行,不表帮运弹药之功,反而备礼相送。李明扬等受之感激涕零。
这次,陈毅与两李进行了坦诚交谈。向两李诚恳解释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纲领和统一战线的方针,表明新四军团结友军共同抗日的诚意;讲述三战区顾祝同、冷欣对苏南新四军压迫和歧视的种种事实。两李表示谅解。两李向陈毅通报了蒋介石、韩德勤的反共秘密文件,并向陈毅表白,自己决不反共,愿意帮助新四军东进南通、如皋一带,可以借用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的番号;同时要求新四军肃清韩顽保安六旅张少华在江阴的势力,以切断三战区顾祝同与韩德勤的联系,意在借新四军的力量,削弱韩德勤的势力,以免被其吞并。双方达成了一致的口头协议,初步建立了联盟关系。
1940年春,陈毅由惠浴宇陪同三进泰州城。刚到泰州城西门,惠浴宇就发现名为两李属下的队长,实为日军与韩德勤双料特务的严渭渝。惠感到风紧云急,风险莫测。当晚,两李虽仍在乔家花园设筵接风,但气氛与前两次明显不同。席间,陈毅议论纵横,谈笑风生,分析当前形势,晓以民族大义,要两李明辨是非、保持中立。并指出,只有和共产党团结抗日,才有光明前途,要想在夹缝中求生存,就得考虑自己的后路。陈毅的话柔中寓刚,句句说到了李明扬的心坎上,李明扬频频点头,一再表态,决不做韩德勤的殉葬品。
陈毅用高超的统战艺术和人格魅力终于促成了两李中立,孤立了韩顽,为新四军东进打开了通道,为日后决胜韩德勤奠定了基础。而陈毅三进泰州,则成为人民群众交口称道的一段传奇佳话。
甘泉县委协助伪“建国”号飞机起义
在扬州地区抗战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时候,扬州发生了一件具有影响的重大事件,这就是伪“建国”号飞机机组人员从扬州机场驾机起义,飞向延安,成为敌营中第一架投向人民的飞机。为了此次驾机起义取得成功,中共甘泉县委给予了协助和支持。
进入1945年后,伪政府已走向穷途末路。伪军阵营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决心弃暗投明,走自新之路。最先设想驾机起义、投向人民怀抱的是曾在南京伪航空署任空军少校飞行员的周致和与空军少尉飞行员黄哲夫。随后,黄哲夫又联络了曾在法国学习过飞行的伪空军少将、扬州机场空军司令白景丰和常州伪中央航校教务主任何健生。经秘密商议,一同加入了准备起义的行列。为能使驾机起义取得成功,周致和、黄哲夫辗转安徽宣城、浙江长兴等地,寻找共产党组织和新四军部队,设法取得联系。在浙江长兴,黄哲夫与新四军苏浙军区取得了联系,并见到司令员粟裕。粟裕对伪空军人员驾机起义表示欢迎,并详细了解驾机起义的有关准备工作,对党的有关政策作了宣传和解释。粟裕司令员的讲话给准备驾机起义的人员以很大的鼓舞。为方便驾机起义人员与中共组织的联系,更好地保证驾机起义的顺利实施,粟裕将准备中的驾机起义人员介绍给了伪扬州空军机场所在地的中共组织——甘泉县委。回到扬州后,黄哲夫便与中共甘泉县委书记程明取得了联系。程明表示,甘泉县委全力支持驾机起义,并告知了在扬州城内、城外的联系方法,有事可随时联系。
在党组织的有力支持、配合下,驾机起义的准备工作取得新的进展。发展了新的起义人员吉翔等,设计了飞行航线,选择了起义地点和选用驾机的机型等。8月19日,伪南京政府的专机“建国”号飞抵扬州机场,为驾机起义提供了良机。起义人员不失时机地作出了于次日驾机起义、飞向延安的决定。并于当晚在扬州城绿扬旅社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商讨行动方案。由于时间紧迫,起义人员不能一并同行,决定分两批走。首先由周致和与机组人员赵乃强、管序东、黄文星、沈时槐驾机起义,尚在南京的白景丰等稍后伺机从陆路投奔解放区。行动方案确定后,黄哲夫又来到中共甘泉县委,找到县委书记程明,把准备起义的最新进展告诉了他。随后,程明通过苏浙军区致电延安,告知延安方面做好接机准备。
8月20日天刚放亮,周致和、黄哲夫等6人便从扬州机场起飞。“建国”号飞机是伪南京政府的两架专机之一,是20世纪40年代日本产的先进机型,为双发动机,装油多,续航时间长,适合远距离飞行。经过近6个小时的连续飞行,“建国”号终于顺利抵达延安,徐徐降落在延安延水河边的简易机场。
在延安,驾机起义的机组人员受到了热烈欢迎。8月21日晚,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叶剑英等在延安王家坪八路军总部设宴招待了起义机组人员。朱总司令欢迎机组人员驾机起义的正义行动,关切地询问了起义经过和机组人员情况。他还介绍了迅速发展的抗战形势,勉励大家共同努力,为建设人民空军作出新贡献。为了纪念新生命的开始,驾机起义人员周致和、黄哲夫、赵乃强、管序东、黄文星、沈时槐分别给自已起了新的名字,依次是蔡云翔、于飞、张华、顾青、田杰、陈明秋。
在“建国”号飞机起义成功后,又有两批伪空军人员从陆路投奔至解放区,加人人民军队。第一批是8月22日晚,何健生、吉翔、陈静山及家属等7人,从扬州到达甘泉县杨家庙解放区。第二批是白景丰(后改名为白起)、秦传家及家属等10人。这两批人员在甘泉县委派出人员的护送下,辗转和驾机起义的机组人员胜利会合。
投入人民军队后,随“建国”号起义的机组及地面人员在以后创建人民空军的任务中,又作出了他们的新贡献,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蔡云翔、吉翔在执行飞行任务中先后壮烈牺牲。
战事回眸 郭村战斗
1940年3月19日,韩德勤调集8个团的兵力,围攻皖东新四军第五支队领导机关驻地半塔集。3月23日,新四军挺进纵队副司令叶飞,率挺纵一团和四团个两个营,从江都吴家桥出发,前往增援。29日,国民党顽军全线溃退,半塔集保卫战取得了胜利。
5月中旬,叶飞率西援的挺纵部队从半塔集返回江都吴家桥原防。17日,日伪军千余人“扫荡”吴家桥。挺纵部队未能休整便投入反扫荡,激战一昼夜,日伪军死伤惨重,挺纵缴获甚多,但也有伤亡。为防止敌人分进合击,挺纵连夜转移,跳至外线,移驻郭村。
郭村为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李明扬、李长江的防区。挺纵进入郭村地区后,为适应斗争的需要,成立了中共郭村区委,直属苏北特委领导;成立了区抗日自卫委员会;组建了人民抗日自卫大队;建立了各种抗日群众组织。然而,两李对挺纵的发展态势,忐忑不安,多次催询,不让久驻,并指责新四军是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6月下旬,李长江竟向挺纵下最后通牒,限3天内退出郭村。挺纵急电报告中原局和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江南指挥部陈毅、粟裕研究了挺纵的来电,强调“联李”对于“击敌”、“孤韩”的重要性。要求挺纵尽量避免和推迟与两军的冲突,至少在我军力量未结集前要要避免决战,应即派代表赴泰州和两李谈判,以缓解矛盾,赢得自卫反击战的准备时间。
挺纵接到陈毅指示后,派政治部主任陈同生前往泰州向两李倡言和平,合作抗战。泰州李明扬借故离开泰州去兴化,李长江则扣留挺纵谈判代表陈同生等4人。积极调兵遣将部署攻打郭村。于是,挺纵立即复电陈毅,说明情况,表示坚决固守郭村。陈毅接电后十分焦急,一面急电苏皖边区支队火速驰援,一面将江南部队交给粟裕,自己换上便衣,想在战斗打响前赶到郭村,亲临决策。
6月27日,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下达了作战命令,着李明扬、李长江所部及张星炳、何克谦、张少华各部,并泰县常备旅迅速将江都、泰县境内的挺纵部队一鼓而歼灭之。李长江接到命令后于泰州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作了全面布置,决定第二天进攻郭村。同日,在两李部队二纵队担任政训员的中共地下党员郑少仪(时名李欣),设法搞到了两李部队进攻郭村的情报并连夜赶到郭村,向苏北特委书记韦一平,挺纵副司令叶飞,参谋长张藩报告了敌情,为郭村军民争取了极其宝贵的几小时准备时间。
根据敌我态势,挺纵作出了保卫郭村的周密部署:北面和东面是水网,便与防守,只用1个营防守;南面为开阔地,便于敌人展开,用一个营加纵队教导队两个连防守;西面用一个营防守。控制战斗力较强的一团一营作机动。战术上作出了分短促反击、局部反击和全面反击三步打的决定。
李长江纠集3个纵队,加上张星炳旅,共13个团的兵力,于6月28日拂晓,对郭村实施四面包围,发起第一次总攻。挺纵利用两李部队各路间相互不配合的弱点,采取积极防御,灵活机动的战术逐次击破进攻之敌,歼灭陈中柱主力两个大队,俘获200余人;其余各路随着陈部主攻受挫而稍敛气焰。火速驰援郭村的苏皖支队由陶勇、张震东率领,跨越天长扬州公路,夜渡邵伯湖,昼夜兼程200余里进入郭村地区,不顾长途跋涉的疲劳,当即投入战斗,击退了颜秀五纵队对杨家桥的猖狂进攻。
李长江面对第一次总攻毫无进展,恼羞成怒。6月29日,给陈中柱下了死命令,要他坚决拿下郭村。拂晓,两李部队向郭村发起了第二次总攻。挺纵调整了兵力,苏皖支队接替了郭村北面的防御,集主要兵力于郭村南面敌之主攻方向,反击陈中柱的部队。挺纵和苏皖支队英勇抗击,打得敌军一片片倒下,守住了阵地。6月30日,李长江组织密集的炮火轰击郭村,整整炮轰了1天。夜里,挺纵一团隐蔽出击,攻克了郭村西南面的敌军重要据点宜陵,撕开了李长江包围郭村的缺口,恢复了郭村与江边的联系。
7月1日,在两李部队第三纵队第八支队任支队长的共产党员陈玉生率部起义,到达长江之滨的大桥地区,在吴家桥击溃了进攻郭村的陈才福部队,控制了江南至江北的交通要道;在两李部队第二纵队第五支队第四大队担任大队长的共产党员王澄、连长姚力等在泰州北面的港口率部暴动,逮捕了李部二纵队五支队队长陈东生,俘获了支队部和重机枪连的全部人枪。当天上午,全大队及俘获人员共500多人进入郭村,参加新四军保卫郭村反击李部的战斗。战局急转直下,挺纵转守为攻。7月2日,李长江集中所有的轻重机枪和大炮向郭村发起第三次总攻,整团整营的兵力冲向郭村。挺纵和苏皖支队合理反击,转守为攻,李部全线溃逃,李长江的总攻又告失败。至此,新四军歼灭李军3个团,击溃李部10个团,俘获反共急先锋李部第四纵队司令陈中柱等700余人。李部对郭村的包围被彻底粉碎。7月4日,挺纵遵陈毅之命乘胜东进,全线出击,攻下塘头,直逼泰州城下,在泰州唾手可得的情况下,陈毅严令停止攻城,收兵于泰州城郊的面粉厂,造成与两李谈判的有利条件。同时,陈毅又亲自给李明扬打电话,再次表明新四军为了团结抗战,愿意与他重修旧好,释放全部被俘人员,发还缴获枪支,归还郭村和塘头。要李明扬团结抗日,协助新四军东进。李明扬接电后喜出望外,对此一一答应。郭村战斗是实行“击敌、联李、孤韩”方针的成功实践,郭村战斗把两李拉到了新四军这一边,从而“创造了抗战的光明”,为新四军东进黄桥奏响了一首高昂的序曲。
小资料 中共扬州西区区委的建立
扬州西区东抵槐泗桥、西至陈家集(现属仪征)、南接甘泉山、北连黄珏桥,“计十三集、十九庄、方圆九十里”的中心地段,兼顾江都、仪征、天长、六合四县结合部,扬州特支认为这一地段具有丘陵山险的地理形势,将来作为“暴动储藏地”,很有加强党的领导的必要。1928年2月,郭成昌、施道泉受中共江苏省委的委派,由党员张学之(原上海新华专科大学学生)以卖肥田粉为名,回到家乡张营(今黄珏苏窑村),借向农民推销肥田粉之机宣传革命道理,开创党的工作,发展的党的组织。首先联系帮派头子张德旺、张正喜、胡文德等为骨干,不久建立了四个支部:张庄支部(现为黄珏苏窑村张庄组)。支部书记张长贵,支部成员有张德旺、张德坤等。双栗树支部(现为杨寿方集村双栗组)。支部书记胡文德,支部成员有胡锦元、张庆荣等。常庄支部(现为黄珏苏窑村常庄组)。支部书记汤正林,支部成员有汤正元、常文华等。曹家坝支部(现为黄珏七里村曹坝组)。支部书记汤金元,支部成员范其昌等。四个支部紧紧毗连,相距约一里。因东距黄珏,西距杨寿,南距甘泉、方家巷,北距公道均为七里半,历史上称此地为“七里半庙子”(又称“张营”、“龙尾沟”)。四个支部地点适中,且为丘陵山区,便于党的秘密活动。1928年8月组建了中共扬州西区特委会领导机构,区委书记由郭成昌兼任,委员有张德旺(青帮)、孙玉喜(雇农)、胡文德(佃农)等5人。1928年9月中共扬州西区特委会改为扬州西区(西北乡)委员会,书记仍由郭成昌兼任。11月,扬州特委决定解散扬州西乡区委会,改为特派员制,郭成昌为特派员。
缅怀英烈中共一大代表革命长者何叔衡
何叔衡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我们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的一生壮怀激烈,可歌可泣,光照千秋。
1876年5月27日,何叔衡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沙田乡杓子冲一个农民家庭。由于家境贫寒,12岁才启蒙入学,读了8年私塾。1902年,26岁时考中秀才。县衙送来请他去管钱粮的任职书,亲友都来祝贺,他却出人意外地拒不赴任为官,宁愿在乡种地、教书。1909年,他受聘到云山高等小学堂任教。他在教课时,经常以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名言,教育学生关心国家大事,立志改革,救国救民。
1913年春,时已37岁的何叔衡考入湖南省公立第四师范,后又转入第一师范讲习科一班就读。在这里,他认识了年龄比他小17岁的毛泽东,两人志同道合,长相往来。他们一起谈论时局,一起探讨人生,假期还一起进行农村调查,很快建立了亲密的友谊,成了忘年友。毛泽东对何叔衡办事的热忱和炽烈的感情倍加赞许,常说:“何胡子是一条牛,是一堆感情。”
1919年,伟大的五四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爆发,何叔衡以极大的热情呼唤民主与科学,全力协助已由北京返回长沙的毛泽东,以新民学会为核心,组织推动湖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不断深入发展。
1920年,何叔衡与毛泽东等创建了湖南共产主义小组。
1921年7月,他与毛泽东一起作为湖南的代表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与会的13名代表中,何叔衡是一位长者,他比年龄居第二位的董必武还要大10岁。这次会议宣布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一大”闭幕后,何叔衡和毛泽东回到长沙,着手在湖南开展党组织的组建工作。先于1921年10月在长沙成立中共湖南支部,然后在衡阳、平江、安源、岳州、常德等地发展党员,逐步建立支部或党小组。1922年5月正式成立中共湘区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书记,何叔衡任组织委员。
为了培养革命人才,何叔衡和毛泽东等一道于1921年8月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在这里经常组织对马克思主义种种问题的讨论,从学员中培养和发展党员,举办各种革命活动,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1922年9月,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公开招生,着重培训工农青年干部,何叔衡任补习学校主事。1923年11月自修大学被反动政府封闭后,他又与姜梦周等一起办起了湘江学校。湘江学校继承自修大学传统,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一所党校,曾被誉为“湖南革命的先锋”,为党培养了大批干部,其中尤其是农村师范部的毕业生,绝大多数在大革命时期都成为农民运动的骨干。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湖南随即发生“马日事变”。长沙驻军何键部许克祥等率兵一千余人发动反革命政变,当晚捕杀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工农群众200多人,接着又在长沙附近20多县屠杀革命群众一万多人。在这种局势下,党组织决定让何叔衡离开湖南,转移去上海从事地下工作。
到上海后,何叔衡和其他一些同志一道筹办起了聚成印刷公司,对外公开承接业务,对内秘密印刷党的文件和报刊。他既是聚成印刷公司的经理,又担任上海互济会的书记。在艰难复杂的环境中,他胆大心细,沉着机智地对付国民党特务,坚持地下斗争。
1928年6月,党决定何叔衡赴莫斯科学习。在莫斯科,他参加了在这里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9月,他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当时一起参加的学习的还有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叶剑英等10多位中共党员。学习期间,何叔衡在政治上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徐特立曾说:“在莫斯科,我们几个年老的同志,政治上是跟何叔衡同志走的。”1930年7月,他完成学习任务回到上海,负责中国革命互济会全国总会工作。
1931年秋,党决定要何叔衡转移去江西中央苏区。他随即秘密起程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瑞金。这时正是毛泽东领导工农红军胜利完成第三次反“围剿”之后,苏区一片热气腾腾,何叔衡心情格外舒畅。这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何叔衡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察人民委员、内务人民委员和中央政府临时法庭主席,还兼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训练班主任等职。他是当时中华苏维埃政府的一个重要领导干部,毛泽东的主要工作助手之一。当时,何叔衡和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五位革命长者被称为“苏区五老”,受到大家的普遍敬重和爱戴。
何叔衡办事认真负责,反对“左”倾错误路线,实事求是地核准了大量案件,救出了好多条人命。在“左倾”路线统治下,他曾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虽处逆境之中,仍坚守
党性,刚正不阿,正气凛然,保持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高尚品格。
王明极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1934年10月,中央工农红军进行长征,何叔衡被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2月11日,何叔衡与瞿秋白、邓子秋等一行5人从瑞金附近出发,向闽西转移。其中何叔衡同瞿秋白拟经广东、香港去上海开展地下工作,邓子恢决定留在福建与张鼎丞等坚持游击战争。他们先到长汀县琉璃乡小金村,与福建省委取得联系后,于2月21日开始向永定、上杭一带游击区突围。他们化装成商人和随行眷属,在一个排的保卫部队护送下,昼伏夜行,通过层层关卡。26日黎明时分到达上杭县境内坐落在崇山深处的小迳村,再此休息吃饭。不料他们的行迹被当地地主武装“义勇队”发现。数百名敌人沿着山道向村里扑来。何叔衡等随同护送部队一起突围,但未能打开缺口突出重围,情况万分危急。何叔衡感到自己年迈体弱,不愿牵累大家,就对身边的邓子恢说:“子恢,我不能走了,我要为苏维埃流最后一滴血!”说着就要夺警卫员手里的枪。邓子恢急忙说:“你千万不能这样!”这时,何叔衡站在陡峭的山崖边上,便纵身向山下跳去。邓子恢抢上去拉他已经来不及了。何叔衡从山崖上跳下去时,被敌人的机枪击中数弹。战斗结束时,敌特务连代理连长曾起和传令兵熊辉在山崖下发现身负重伤的何叔衡。这两个匪徒从他身上劫走300元港币的公款,而后又举枪杀害了他。何叔衡壮烈牺牲了,他实现了生前立下的“要为苏维埃流最后一滴血”的誓言。那是流淌着英雄鲜血的1935年,他59岁。
往事沉钩 伟业千秋新四军
新四军即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的形势下,由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组成的一支人民军队。
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1937年8月驻沪日军在上海发动了“八一三”事变,全面侵华战争进一步升级。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在全国要求抗战怒潮的压力下,国民党当局接受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提出的关于发动全民族抗战等三项基本主张,以及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等四项保证。1937年8月中旬,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在南京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就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武装问题进行谈判,并于10月达成协议,12日新四军成立,叶挺任军长。新四军下辖4个支队、10个团、1个特务营。全军共约10300余人,枪6200支。部队中绝大部分人员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保存下来的精华,还有一批中共中央派来的经过长征的红军干部。从此,新四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发展壮大成为华中地区坚持敌后抗战的主力军。
新四军自1937年10月诞生后,在复杂险恶的环境下,坚持斗争,不断发展壮大,取得辉煌业绩。新四军最多的时候迫使16万日军和23万伪军困守华中占领区而不得脱身,从而牵制了日军对正面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行动。新四军对日伪作战共2.46万余次,毙伤日伪军29.37万余名,俘日伪军12.42万余名,另有5.4万余名日伪军官兵投诚、反正,为赢得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对阻碍新四军抗日,制造反共摩擦的国民党顽固派军队,新四军站在自卫的立场上,进行反击作战3200余次,毙伤俘顽军官兵14.3万余名。在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基础上,新四军相继建立了地跨苏、皖、鄂、豫、浙、赣、湘等大江南北广大地区的苏中、淮南、苏北、淮北、鄂豫边、苏南、皖江、浙东等8块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县级以上政权机构164个,先后光复国土25.3万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达3400余万。新四军从组建时的1万多人,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主力部队21万余人,地方武装9.7万余人,民兵自卫队96万余人。
新四军的战斗历程,具体可分为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1937年秋到1938年春为谈判、改编、集结阶段。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为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奔赴抗日前线作了充分准备。
1938年春到1939年底为向敌后挺进,开辟敌后战场,实施战略展开阶段。到1939年底,新四军在江苏省的长江以南地区,初创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并向东挺进到淞沪地区,一部跨越长江,建立了江北沿江抗日阵地;在安徽省的长江以北地区,已由皖西、皖中挺进至皖东的淮南铁路两侧,开辟了豫皖苏边抗日战场,向东北一直扩展到皖东北的泗县地区;在中原的豫鄂边区,也开创了平汉铁路两侧的大片抗日阵地。
1939年底到1940年底为发展华中,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阶段。这一时期,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敌后战场成为抗击日军的主战场。在华中地区,新四军成为坚持敌后抗战的主力军,粉碎了日军“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战略阴谋。1940年春,郭村保卫战奏响了新四军渡江北上,东进抗日的序曲;同年秋,黄桥决战的胜利,使新四军与八路军胜利会师苏北,沟通了华北与华中的战略联系,为进一步开展华中敌后抗战,创建苏北根据地,举行了奠基礼。至1940年底,新四军独立自主地创建敌后根据地总面积已达到4.4万余平方公里,大于日伪在华中的统治区和国民党在华中敌后的控制区。根据地人口有1400余万,约占华中敌后总人口的1/3以上。在敌后的86个县中,由共产D建立民主政权的县有42个。新四军主力部队发展到近9万人,基本上完成了战略展开和开创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1941年春到1943年底为以反“扫荡”、反“清乡”、反摩擦为中心,保卫根据地的艰苦坚持阶段。1941年至1943年,是日、伪、顽配合反共最激烈的时期,也是新四军在8年抗战中最艰苦的时期。日本侵略者为了巩固占领区,掠夺更多的战略物资,把长江下游的苏南、苏中、皖南、皖中等新四军活动的重要地区,“作为其基本地盘”,先行“治安肃正”。华中日军为实现以上意图,从正面战场抽出相当兵力“扫荡”占领区,其主要任务是对付以新四军为主的敌后抗日武装。华中日军共26万人,其中一半经常与新四军作战。华中伪军10几万人,几乎全部对付新四军。这些日、伪军依托据点和交通线,对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频繁“扫荡”和“清乡”,实行凶残的“三光”政策。国民党顽固派则时时制造反共军事摩擦。1941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及所属9000余人,在向北转移途中遭到国民党军8万余人围攻,除约2000余人突围外,一部被打散,大部壮烈牺牲或被捕,军长叶挺在同国民党军进行战场谈判时被扣押,副军长项英遇害。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竟诬称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其番号。对此,共产党采取军事上严守自卫、政治上坚决反击的方针。中共中央军委宣布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新四军为了抗战有地,为了坚持抗战,常常在反“扫荡”、反“清乡”、反“投降”的同时,不得不反摩擦。据不完全统计,1941年6月至1944年5月,新四军对日伪作战共12677次,平均每天达11.5次;1941年至1943年,对顽军作战共1391次,平均每天1.3次。这个时期作战之频繁,斗争之艰苦,物资供应之困难,皆前所未有。在这三年困难时期,新四军虽然遭受皖南事变和豫皖苏边区反摩擦失利,但是,从总体上看,这期间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是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1944年初到1945年秋日本投降,为反攻与再发展阶段。在德意法西斯面临总崩溃的前夜,日军为挽回败局,猖狂反扑。为粉碎日军的战略企图,新四军率先从敌后向日军发动攻势作战,首先由一师发起,连续收复宝应以南17个日伪据点。车桥战役胜利后,新四军乘胜控制了淮安、宝应以东全部地区,沟通了苏中、苏北、淮南、淮北根据地之间的联系,扩大了机动范围,从而揭开了华中敌后战场局部反攻的序幕。随后,新四军二师在淮南津浦路西路东地区,三师在淮海地区,四师在淮北,五师在鄂豫,六师在苏南,七师在淮南,均进行了局部反攻,并进一步向东南、华南敌后发展。
1945年8月,遵照朱总司令命令,新四军向华中日伪军发出最后通牒,对拒不投降的日伪全力进行反攻作战。到1945年12月26日,解放县城45座,重要城镇500多个,毙伤日伪军3万余人,迫使伪军1个军部、2个师1万余人起义,拔除了残存在华中地区的日伪军据点,保卫了人民的胜利果实。
1946年后,实现新的战略转移,1947年1月21日,遵照党中央1946年12月25日的指示,将新四军兼山东军区与华中军区合编为华东军区,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合编为华东野战军。至此,新四军番号撤消,光荣完成历史任务,完成新的战略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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