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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课讲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演进逻辑图式(完整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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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课讲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演进逻辑图式(完整文档)

 

 【党课讲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演进的逻辑图式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的本质写照。根据中国社会矛盾和时代特征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实践中,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伟大胜利,并与时俱进地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深入探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演进的内在机制,我们有必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构建要素(理论、实践和历史)统一起来,在一个系统分析的框架內总结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逻辑理路。这一目标的达成,需要运用由抽象思维上升到具体思维的辩证逻辑方法,借助科学理论体系三要素,即逻辑起点、逻辑中介、逻辑终点的展开程序。这套完整严密的逻辑程序是认识和说明事物固有规律的一般过程,也是各种系统化理论确立的共同逻辑结构,通过运用这套程序,擘画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演进的逻辑图式,有助于我们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认识。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在实践中解决实际问题 所谓逻辑起点,是以形成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为目标而确定的一个起始范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创造性地与中国实践相结合,解决现实中存在的实际问题。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寻求救亡图存的实践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实现了实践逻辑、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的初步统一,这在一定程度上为解决中国问题开出了一剂良方。因此,面向中国的具体国情和革命实际,如实地反映中国社会独特的实际问题,是最初“倒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重要方式。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在实践中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构成了其实现“中国化”起始转换的表现形式。

 (一)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俄国化解决了俄国问题 在广泛试验各种“主义”后,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认同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它在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实践中被检验为科学的主义。关于中国人最终摒弃其他思潮,拥抱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几乎可以被描绘为一部中国近代史。1840 年鸦片战争后,中国从“天朝上国”逐步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为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中国各个阶级纷纷开展了各种救亡图存运动。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也逐步接受西方的各种思潮和文化,并试图将其转化为振兴中华的良方。例如:洪秀全的“拜上帝会”、康有为的“三世说”以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一定意义上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参照坐标。伴随“西学东渐”,马克思主义与其它欧洲社会主义思潮一并传入中国,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前提。1911 年的辛亥革命,虽然终结了封建帝制,但却并未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直到 1919 年,巴黎和会要将战前德国在中国山东省的特权转让给日本,中国的有识之士才在困惑中反思:为何向西方学习了近 80 年(1840~1919 年),中国仍不能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富强。同样是东方大国的俄国,于 1917 年在以列宁为首的(俄共)布尔什维克领导下,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不仅结束了

 封建帝制,退出了帝国主义战争,而且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此外,实行社会主义的苏俄政府还承诺取消沙俄在华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特权。通过对比西方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功效、西方列强与俄国对待中国的不同态度以及俄国与中国同为东方国家且有着相类似的背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迅速转向认同马克思主义。可见,中国人选择马克思主义的缘由之一,是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已经解决了俄国的革命问题,并且在理论上完成了俄国化,诞生了列宁主义。

 (二)类比推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能解决中国问题 马克思主义经过实践检验解决了俄国革命的问题,那么也必定能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这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看待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思维。可见,当时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是从马克思主义帮助俄国人取得了国家独立的效用视角,来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憧憬着依靠马克思列宁主义来解决自己国家的革命问题,所以毅然决然地选择“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将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然而,对于如何具体的实践“走俄国人的路”,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实践经验可循,所以早期他们仅限于创建报刊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希望能够唤醒民众,尤其是工人

 阶级。例如:1919 年 5 月,李大钊在《新青年》上撰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后帮助陈望道校译和发表《共产党宣言》;1919 年 7 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发表了讴歌十月革命的《民众的大联合》,等等。1920 年春,共产国际派出代表维金斯基来到中国联系李大钊,并提出建议在中国成立共产党,这个提议得到了“南陈北李”(陈独秀、李大钊)的一致响应。一时间,全国各地成立了一批共产主义小组,并于 1921 年 7 月底 8 月初在上海和嘉兴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后来被毛泽东同志称为具有“开天辟地”意义的大事件。中共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已正式与中国革命建立了联系。中国先进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并根据列宁的建党学说组建了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也恰恰说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在实践中实现了由俄国化到中国化的嫁接新生。从此,中国革命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下进行,中国共产党不仅成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领导主体,而且给予了中国革命这一伟大实践取得成功的现实可能性。

 (三)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能够解决中国问题

 “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的初衷,是要在实践中解决中国最迫切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同志提出要“有的放矢”,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比作一支“好箭”,并认为中国革命问题就是这支好箭的“靶”。[2](P819-820)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以中国的“问题性研究”为出发点,在实践中解决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等一系列问题,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其中,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经过革命武装斗争的历练和洗礼,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式革命道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社会历史阶段的需要,领导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并在对比中苏国情差别后,开始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社会和经济需要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1978 年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在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创立了邓小平理论。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解决如何建设党的问题。为此,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确保党的长期执政。21 世纪伊始,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我国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地思考与研究,以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生态观、发展观为理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形成了科学发展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实际出发,系统回答了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问题,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由此可见,每一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解决和回答中国现实问题的伟大实践中产生的。

 二、以实践达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两个结合” 马克思主义需要中国化,是因为它不是抽象的教条,不能生搬硬套,必须从现实出发根据各国具体实际在实践中结合。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词的构成来看,包含了两个基本要素。一个要素是“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相对于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所作的个别理论判断和具体结论而言,基本原理是对事物本质和发展规律的概括,具有普遍和根本的指导意义。”[3]另一个要素是中国国情,其中包括政治状况、经济水平、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性质等方面的基本情况与特點,当然还包括现实存在的问题。总的来看,这两个要素的结合具体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显然,它们不会自然而然的有机结合在一起,这就需要我们找到将两者结合、统一起来的逻辑中介,这个能够衔接两者的逻辑中介不是别的构件要素,只能是实践,因为只有实践能够检验理论是否符合实际。

 (一)以实践为基础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环节,就是寻找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具体实际的路径。在中国革命的早期实践中,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认识不足,党的早期领导人采取了照搬苏俄城市暴动的革命方式,而忽视了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尽管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张太雷、恽代英等人在建党前后的文章中,已有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实际的初步自觉,但对于如何与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结合却没有经验

 的积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反思理论与实践为何不一致,如何才能真正做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1927 年的八七会议对大革命失败的经验进行了总结,事实上已涉及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在实践中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问题。毛泽东同志通过对中国社会现实和革命动力问题的调查分析,归纳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方式和策略。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毛泽东同志强调通过调查研究来制定革命策略的做法,一定程度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了初步的思考,只是当时毛泽东同志尚未确切地运用“中国化”这一概念表述。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适用的坚定信仰机械地照搬俄国的斗争模式与经验,而把毛泽东同志的斗争理论和策略称为“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一时间党内高层出现了“两化”(布尔什维克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路线论争,即到底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俄国的斗争模式,还是按照中国革命的实际状况实事求是的开展革命斗争。伴随毛泽东同志在遵义会议上重新回到领导层,中国共产党人更加注重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状况来指导中国的革命问题。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同志在他的著作中多次提及,认为列宁主义不能愚蠢地照搬照抄,必须

 以一种新的形式运用于中国。例如,1941 年《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毛泽东同志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说: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2](P799)这里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是指中国社会的现状,换言之,就是具有特殊“规律”的国情,这使全党深刻认识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性和必要性。从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迎来了崭新的一页。

 (二)以实践为基础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若要在中华大地落地生根,绕不开的一个具体内容就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换言之,马克思主义要被中国人民接受、认同和实现中国化,首先必须“化”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马克思主义如何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会贯通?可以从二者的本质特征来进行解析。一方面,就理论本质而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是具有人类普遍共性的思维方式和范式。从这个意义看,马克思主义绝不是单纯的德国学说,也不仅仅是代表西方的理论,而是全人类的共同财产,它能够走向世界生根发芽,是因为它能够从各个民族的本土文化中找到嫁接点和生长

 点。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特质。这不仅体现于中华民族是由 56 个民族组成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大家庭,体现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各民族文化的长期共存、融会贯通,还体现于儒、释、道等多样文化的和谐并存。因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契合的可能。然而,二者的结合并非是简单的、直接的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在近现代历史上发生过碰撞,在历经比较、梳理、嫁接、建构、沉淀之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即优秀的传统文化完成了近代转型,尤其是其中蕴含的辩证唯物主义,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有选择性地融合作了必要准备,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内容到表达方式都得以充实、丰富和发展,达到了中国化、民族化、通俗化的目的与效果。例如,毛泽东同志提出“实事求是”阐述理论与实践相统一;邓小平同志在规划中国社会发展蓝图时提出了“小康社会”概念,从唯物史观的视角构建我国社会形态和发展目标;江泽民同志用“与时俱进”表述创新精神,强调在实践中以科学的态度认识、把握和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和谐社会”,体现了矛盾的同一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人民为中心”,从唯物史观层面强调了人民群众在社会

 历史范畴的重要作用。这些都是中国通俗语言元素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元素的结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继承、转化和发展。

 三、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新的实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终点,是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在新的实践中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进而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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