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党课讲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历史背景、生成逻辑与实践启示（2022年）,供大家参考。
【党课讲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历史背景、生成逻辑与实践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1]从大历史观的分析视角和评价方法来审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历史的选择，是适应中国政党政治发展需要的基本政治制度。回顾中国政党制度的探索历程，可以看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确立与运行具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和独特的实践优越性，为中国共产党推进人类政治文明奠定了制度基石。
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背景 鸦片战争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互相勾结，严重阻碍和破坏了中国政治稳定与发展，急需强有力的政党组织承担起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孙中山在海宁观潮之后感叹：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2]政党政治成
为全球政治发展的趋势，政党应不应该存在已无须争论，但采取什么样的政党政治模式却需慎重选择。在中国政治体系转型的历史关头，政党政治探索的先行者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国外尤其是西方，借鉴甚至照搬他国政党制度及其运行范式，但未构建起预期的、良善的政治秩序，这一切为探索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提供了经验教训和历史契机。
（一）多党竞争的政党政治昙花一现 1911 年，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取得了胜利，一举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创立了中华民国，并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组织建构一个不同于封建專制的国家政体，实行一个怎样的政党制度是孙中山面临的首要问题。孙中山作为中国历史上进行政党制度试验的先锋，在没有本国政党制度经验可以沿袭的情况下，学习了英美的多党制。孙中山倾向于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政党制度的运行模式，他认为通过合法的投票进行选举，得票多的党派进行组阁，从而进行执政的方式就是实现民主的政党模式。孙中山在演讲中说：“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3]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人士，视民主政治为势不可挡
的世界潮流，体现了对破除专制、实现民主共和的坚定信念。
在辛亥革命胜利后不久，南京临时政府就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部约法全盘效仿西方的议会政治体系，从法律层面确立了内阁制政体，并给予人们自由结社结党、参与政治的权利。多党制被正式确立下来，迈开了在中国社会土壤上嫁接西方政党制度的新步伐。在多党制的合法化催生下，国内出现组党热潮，据统计，自武昌起义至 1913 年底一共组建了多达 682 个新兴团体（以党、社、团、会为称号），其中 312 个团体具有政党性质。[4]这一现象不利于巩固新生政权，同时消耗了民主进步力量。随后，国内正式开展第一次国会选举，各个党派展开了激烈竞争，最后国民党以得票数量优势赢得胜利，这次选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选举，反映了当时追求民主的时代愿景。但是，在组建内阁时，袁世凯为了破坏宪政民主，采取混合内阁，严重违反内阁规则。新生的政党制度受到了顽固的反动势力的抵制，第一届国会大会还没来得及召开，宋教仁就被暗杀。袁世凯乘势窃取革命果实，通过取消国会、废弃约法、恢复帝制，迫使英美的多党制在中国宣告失败，印证了马克思的预言：“如果资产阶级实行阶级统治的经济
条件没有充分成熟，要推翻君主专制也只能是暂时的。”[5] 在中国传统思想观念下，源自西方民主的多党制在中国空有一套体系制度，却没有与之相匹配的一系列思想、文化、法律等支持，成为生硬安放在中国社会的政党制度。普通百姓远离政治生活，对政党制度持冷漠态度，这种没有群众基础的民主政治注定沦为空谈。因此，依靠宣传和投票选举的多党制难以获得全国性的支持，难以同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抗衡，难以解决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对此，章太炎将其比作“推舟于陆”，指明这是“横取他国之法，强施本土”。[6]多党制作为政党政治代替王朝政治的开端，毫无疑问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是对中国政党政治发展道路的有益探索。但是，一个国家实行怎样的政党制度，不取决于任何组织或个人的美好意愿。多党制最终以失败的结局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落下帷幕，它的告别唤醒人们重新思考中国民主政治应然方式的思想自觉，促使探索政党制度的方式从简单复制到以社会现实需求为导向的转变。孙中山在晚年回顾多党制的尝试时，也深刻地总结了其中教训：“中国几千年以来社会上的民情风土习惯，和欧美的大不相同。中国的社会既然是和欧美的不同，所以管理社会的政治自然
也是和欧美不同，不能完全仿效欧美”[7]792;“把外国管理社会的政治硬搬进来，那便是大错”[7]793。
（二）一党垄断的政党政治穷途末路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其政党发展模式为中国社会提供了一种政党制度设计的新思路、新方案——多党制转变为一党制。通过政党体制的甄别和比较之后，孙中山由师从英美转向了以俄为师，切实参照苏联共产党模式对国民党进行改组，借用苏俄“以党治国”的模式，同时与党魁集权制相呼应。为了施行党魁集权制主张，孙中山借用西方政党学说为其正名：“意大利密且儿作政党社会学，谓平民政治精神最富之党派，其日常之事务，重要行动之准备实行，亦不能不听一人之命令。可见无论何党，未有不服从党魁之命令者。”[8]随后形成了一系列相关的政党思想，囊括了国民党的政治理想、组织纪律、奋斗目标等内容。孙中山认为，要实现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依靠“民智未开”的百姓是不行的，必须经过“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必须自己先受训练，然后出而能感化他人”，在三民主义指导下实行“以党治国”，逐步建立起还政于民的民主国家。[9]
从当时情形来看，这一思想转变至少具有两个方面的积极作用：一是强化了孙中山作为革命领袖的崇高地位;二是汇集了拥护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群体力量，有效地解决政党向心力、凝聚力问题。孙中山在分析具体国情之后，得出应先建国而后才能治国的结论，明确了实行一党制的构想。但是，从长远发展来看，这一政治观念也埋下了很深的负面隐患，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后来蒋介石进行独裁专制的依据和托词。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大肆利用和放大“以党治国”思想中的消极因素，并同法西斯主义杂糅在一起，形成了一党专制的统治方式。蒋介石身兼数职，掌控着国家重要事务，实现了个人独裁专制、党内高度集权，国民党在政治上由此走向了进步的革命政党的对立面。国民党与买办阶级相互勾结，垄断国家经济命脉，造成民不聊生的景象。在长达 20 多年的一党专制过程中，国民党一直假借“训政”“宪政”名义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后来因为社会上不满声音日益强烈而动摇了一党专制的根基，迫使其宣扬所谓的“还政于民”，实质上是还政于国民党。因此，在国民党主导下，一党制不得民心，流产成为历史必然。
一党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程度的进步意义，而一党制一度膨胀为独裁专制是孙中山生前未曾
预料到的。就一党制本身来说，从制度层面确立唯一的执政主体，避免各种政治力量、社群组织互相牵制与对抗，营建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秩序，这在当时撕裂、动乱的中国社会具有一定程度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但是，一党制所存在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因处于统治地位的执政党规避其他力量的约束和监督，难以保持其应有的先进性、纯洁性、战斗力。而党魁集权制又明确规定全党要听从党魁一人的号令，这就要求党魁个人需具备极高的道德品质和政治素养，因此以党魁的自觉意识作为整个党的行动旨归是不可靠的，势必会造成党魁的个人独裁。其实，一党制的推行并不意味着孙中山政党思想的彻底转变，“以党治国”和“党魁集权制”只是作为实行多党制的过渡手段。集权统治并不是孙中山的初心，相反孙中山一直向往民主，渴望将中国带入民主政治时代。孙中山的政党思想及国民党政治实践昭示，必须平衡执掌权力和追求民主的关系：追求民主而耗散权力，就会陷入杂乱无序的党派之争，最终被反动势力窃取国家政权;执掌权力而忽视民主，就会通向专制独裁之路。
（三）两党合作的政党政治浅尝辄止 袁世凯去世后，北洋军阀在列强的操控下分裂为各个派系，社会利益争夺加剧，形成了军阀割据的局面，
此时的中国实际上陷入了一种无政府状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推翻北洋军阀、促成国家安定统一仅靠国民党一己之力难以达成，为此孙中山寻求可合作的对象。在国民党改组问题上，孙中山希望能够有新鲜血液进入国民党。同时，为了战胜强大的敌人，中国共产党也渴求找到可信赖的同盟者，改变革命力量弱小的状况。中共二大召开时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主张，并表示愿意“邀请国民党”[10]。随后，李大钊多次与孙中山会面，商议国共合作问题，其中共产党与国民党以怎样的方式合作是讨论的重要内容。当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认为国共两党情况与东南亚爪哇的政党情况非常相似，并以爪哇的成功经验作为直接依据，主张采取与爪哇共产党类似的“党内合作”方式实现国共合作。孙中山也赞同该提议，并明确要求共产党人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进而实现两党合作，这也是国民党能够接受的唯一合作方式。
国民党一大的召开，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这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国共合作并非从制度上遵循西方两党制规则，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合作性的两党共存局面，但这种特殊的非典型的“两党制”暴露出很多问题。首先，由于国民党和共产党拥有不同的政治纲领，即便合作同样并存两
大指导思想，即新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其中新三民主义在“党内合作”的方式下占据主导地位;其次，国民党和共产党是阶级基础和性质完全不同的政党，合作行为不可能从根本上消解两党之间固有的立场对立和行动冲突;再次，两党革命的方向、目标也存在很大差别，决定了两党合作的不可持续性和有限性。在种种巨大反差下，国共合作不但在理论上很难逻辑自洽，而且在实践中政党阶级矛盾日益凸显。“党内合作”的方式终究使共产党遭受到国民党的强烈排挤，蒋介石假借孙中山政党理论之名，提出不允许“党内有党”，进行大规模清党运动，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导致仅三年多的国共合作就此破裂。
国共合作破裂后，国民革命跌入低谷，中国共产党走上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革命道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民族危机空前显现，中国共产党提议搁置两党之间的矛盾，发出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伟大号召。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迫使国民党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1]，国共两党开展第二次合作，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国共两党合作抗战后期，中国共產党顺应民意，试图说服国民党放弃一党专制、个人独裁统治，呼吁建立起包括中间党派在内的多党派联合政府，使民主运动有了更加明确的新目标，因
而得到了各社会阶层人士、其他民主党派的普遍赞成和一致拥护。但是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断然拒绝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并公然撕毁停战协定，不惜发动全面内战，最终导致其在政治上孤立无援。由此可见，党派政治属性、道路选择的分野，不仅使国共两党合作的政党政治目标难以达成，而且导致以国共两党为主体的多党派民主联合政府的构想也无法落地生根。
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生成逻辑 （一）亲密合作的新型政党关系 从政党制度的历史演进来看，亲密合作不是短期的主观的产物，而是伴随中国革命和政党政治实践发展逐渐生成的。1921 年建党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常深入群众开展调研，认识到劳动人民是中国最广大的社会群体，而且农民在社会群体中的人数比工人还多，想要战胜顽固的封建势力和强大的帝国主义势力，单凭工人阶级的力量是无法完成的，需要团结动员农民群众参与抗争。这一时期的合作主要指向工农联盟——两大劳动阶级的合作，而非针对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党派之间的合作。1923年，毛泽东基于对孙中山倡导的政党制度历程的考察
分析，总结了革命失败的原因，并反思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况，认为一个党派的力量过于弱小，没有办法与国外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抗衡，只有“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12]645，才能赢得中国革命的胜利。1923 年中共三大召开，中国共产党强调党派合作的重要性，讨论了与国民党进行合作的问题，确立了革命统一战线。
1927 年大革命失败之前，中国政治场域里除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之外，还存在一些类型各异、主张不一的党派，如“中华职业教育社”“致公党”“中国青年党”等党派。主要从事职业教育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本身就较少参与政治活动;刚组建的致公党，首领陈炯明却是孙中山的反对派，并主要在国外活动;中国青年党则另辟蹊径，既不赞同共产党的纲领又反对孙中山的号召。在这样的形势下，尽管中共提出了建立广泛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的主张，但在客观上也“只能同孙中山领导的、坚持民主革命立场的国民党合作”[13]。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情势为既不同于国民党又有别于共产党的中间党派——民主党派的产生创造了社会历史条件。民主党派的出现，为中国共产党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带来了新契机，为多党合作制度的形成增添了力量。
在抗日救国的目标下，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与各党派的紧密合作，与各党派的合作并不是兼并各党派，而是求大同、存小异，共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民族统一...
